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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申报如烹饪一席盛宴——大运河遗产调查与价值研究过程

日期:2014-10-11 16:31      来源:世界遗产杂志      撰文:赵云 王喆      

自2006年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以来,至今共进行了近八年的工作。期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陆续主持或协助开展了大运河总体规划编制、大运河核心价值研究、遗产点的调研与遴选、申遗文本与管理规划编制、迎接国际专家考察等多项核心工作。其中,关于大运河的价值研究和申报遗产点的调查选定,是耗时最为长久、历程最为曲折的工作之一,也是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中最经常出现的短板之一。

找米下锅,调研大运河遗产点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把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比作是烹饪的话,那么遗产点和申报要素就好比是食材,申报价值就是烹调方法。对遗产点的实地调研是为了明确可选的食材范围,对遗产价值的研究是为了探寻可能的烹调方法。食材的选定和烹调方法的确定是烹饪过程中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两个关键步骤。

世界遗产的烹饪没有琳琅满目的菜市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高标准和我国文物保护的严峻现实下,可选的食材极为有限。同时由于世界遗产价值框架的特殊性,与传统的文物价值有较大的差异,烹调方法也受到种种限制。但在过去许多世界遗产申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遗产价值的框架下,往往能够提炼出更加全面和普世性的遗产价值。

因此,在申报世界遗产的“烹饪”准备工作中,首先需要在有限的范围里明确可选的几种食材,构想出可能的烹调方法。在确定了适当的烹调方法后,再反过来敲定具体的食材种类和数量。在过往历次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中,这个过程往往要随着调研的不断完善和价值研究的不断深化,循环往复进行数次。

↑ 中河宿迁段的龙王庙是乾隆下江南的宿顿之所,也被称为“乾隆行宫”

在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历程中,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尤其明显。这不仅因为我们对于历史悠久、类型丰富、分布广泛的大运河遗产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更因为之前对大运河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方面,尤其是缺少全球视角下的研究和对比。因此可以说,大运河申遗面对的不是通常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而是一个既没有“米”又缺少“巧妇”的局面。

为解决“无米下锅”的根本性问题,国家文物局在2006年报请国务院公布大运河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国家文物局逐步启动了大运河资源调查和沿线各省市大运河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其中发挥了主力和领军的作用,先后组织、承担了多项课题。例如,国家级课题《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院内课题有《大运河淮安段遗产本体调查方法研究》《大运河扬州段水利遗产真实性研究》《大运河遗产可持续发展利用研究——以淮扬区段和南运河为例》等。其中,《大运河淮安段遗产本体调查方法研究》采用了文献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多种方法,辅以空间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对大运河清口枢纽这一运河关键节点的相关遗产进行了调查、梳理、研究,探索契合运河遗产特性的综合调查方法,为运河全线开展遗产调查、保护和管理规划的编制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 《 行水金鉴》(1725年成书)中记载的清雍正年间大运河天津、临清段的水系状况

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由总工程师侯卫东研究员领衔承担编制《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并以此为契机,组织对大运河3000多公里沿线的遗产进行全面调研、分析和评估,编制了大运河相关保护措施、遗产利用与展示、遗产管理、遗产研究、遗产环境保护规划以及近期规划等内容,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0年,为配合国家文物局开展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遴选工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协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建立了7个工作组,对大运河沿线8个省、直辖市的237项运河遗产点段展开现场调研和专家咨询工作,以专家组认定的大运河核心价值为基础,确定遴选标准。在237项候选大名单中,评估得到推荐列入的有143项,暂缓列入30项,不推荐57项,暂无意见的有7项,继而确定了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基础性遗产清单。至此,经过了4年多的努力,大运河申遗工作终于有了一份珍贵的基础性“食材清单”。

剥茧抽丝,提炼大运河核心价值

与此同时,大运河申遗的价值研究工作也在同步展开。与实地调研大运河的现存遗产一样,大运河的价值研究同样面临了严峻的挑战。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大运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几个主题:运河历史、漕运与运河的关系、河政与管理、运河区域文化等。研究方式主要是从文献、史料出发,以考据研究的方法,对上述几个主题展开分析研究。既有的研究缺少对于大运河的水利工程、土木工程、测绘技术等科技、工程方面价值的深入探讨(仅在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欧阳洪的《京杭运河工程史考》,以及周魁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著作中有较为深入的论述),对于大运河与沿线城市发展的关系、与相关信仰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大运河沿线地形地貌的历史变迁、大运河的现状保存情况和现有功能等更加广泛的主题也少有触及。

此外,由于既有的大运河研究方法以文献史料研究为主,对于大运河的实物遗存了解较少,大部分既有研究成果无法与现实遗存对应起来。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等文献记载,中国大运河对复闸和澳闸的运用大约出现在唐宋时期,比欧洲同类型的水工设施早约4至7个世纪,但是直到2010年以前,史料和研究中认定的古代真州闸、京口闸、长安闸,均没有实物遗存的佐证,这就大大限制了大运河世界遗产价值的深入研究。因为世界遗产的申报是基于《世界遗产公约》中定义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必须基于现存的物质遗产,所有的遗产价值必须有现存遗产的支撑才能够成立,而相关非物质性质的文化遗产仅能作为关联性的价值予以补充。一言以蔽之:申报世界遗产,比的不是讲故事说书,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物质遗存。

严峻的现实为大运河价值研究带来了两个主要的挑战。一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基于世界遗产价值的框架,将运河价值的研究扩展至更加广泛、普世的层面;二是如何将价值研究与运河实物遗存对应起来,完成运河价值研究脱离书本、找到实物根据的过程。

↑ 位于江苏淮安的总督漕运公署遗址

为了扩展大运河的价值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作为大运河申遗文本的编制单位,承担了国家文物局《大运河突出普遍价值预研究》课题,并自主开展了《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策略研究》等多项研究课题,并以此不断扩充和精炼大运河的世界遗产价值研究。

自2010年至今,关于大运河世界遗产价值的草案,一共经过五轮重要的修改。其中,第一稿价值草案按照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框架内的全部六条标准进行陈述,内容最为广泛,其价值论述涵盖了科学技术、工程水平、漕运、人地关系、沿线城镇发展、古代科技与水利发展、水神与妈祖等民间信仰、船工号子等民间艺术、宗教的传播、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交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等多个方面,体现了申报遗产点大名单中最为宽泛的关联性价值内容。

第一稿价值草案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对遗产点大名单中单项遗产价值的直接体现,但是这些价值内容大多缺少严谨的论证。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归纳梳理和对现存遗址进行分析归类后,第二、第三稿逐步精简了在现有研究成果下难以进行严谨论证和无法得到现存遗产有力支撑的多项价值内容,同时深入挖掘科技、漕运、工程水平等方面的价值内涵,并与现存遗产逐一挂钩,为每一项价值论述都找到了相应的申报遗产点作支撑。

据此修改,“食材清单”大名单得到了一次精炼。例如,由于缺少现有研究的支撑,民间信仰、宗教传播与大运河的关系很难得到逻辑清晰的论证,与这些价值内容相关的遗产点便在此次修改中被放入暂缓申报的名单中。世界遗产的价值框架要求申报的遗产价值必须基于严谨、科学的论证并具有高度精炼的内涵。在此要求下,很多业内“想当然”的价值内容都经不起认真地推敲。例如,在调查阶段我们发现,有人从大运河沿线现存多处妈祖庙、娘娘庙这一现象出发,简单地认定民间信仰与大运河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仔细探究后又发现,迄今为止并没有关于此种联系的科学、全面的研究依据。同时我们发现,这些祠庙存在的位置通常在海运港口等地,由此推断它们与海运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民间信仰与大运河的联系这一价值内容不得不被暂时搁置。

↑ 《 治河全书》(1701年成书)中记载的清康熙年间大运河淮安清口枢纽的河道状况

在世界遗产的价值框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作为文化遗产的紧密关联内容写入价值阐述,因此,在第一稿的价值草案中包含了船工号子等民间艺术。但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下,我们发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内河航运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与大运河之间缺乏独特的价值关联,因此也不得不将其暂时搁置了。

此外,由于大运河的某些价值内容难以得到成体系的多项遗产点的支撑,因此现存仅有一处或两处相关的遗产点,也不得不暂时搁置。

2012年,我们对大运河的价值论述进行了第四、第五稿修改,进一步细化、深化了科技、漕运、工程水平几个方面的价值内涵。通过总体选线、枢纽工程、运行管理等方面来阐述科技价值;通过空间、时间等方面的尺度来阐释工程技术水平;通过漕运的制度性、国家性来证明其作为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

在逐步完善大运河核心价值的同时,最新的考古遗址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大运河的世界遗产价值提供了全面和系列的支撑和佐证。随着黎阳仓遗址、回洛仓遗址的发掘,大运河漕运价值得到了包括早期发掘的含嘉仓在内的3处仓窖遗址的系列性佐证。特别是黎阳仓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大运河永济渠段的申报提供了关键性证据,使大运河全部十个河段在申报中都有代表性的遗产点段。同时,一系列河道断面遗址的发掘,证明了大运河通济渠段在唐宋时期的巨大规模,为大运河工程技术水平的价值阐述提供了重要证据。此外,长安闸的进一步发掘和调查,澄清了其具体形制,证明了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古代复闸的重要意义,使复闸、澳闸等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研究丰满起来,为大运河的水利工程技术价值提供了重要支撑。

↑ 淮安清口枢纽遗存景观

这些新的“食材”为大运河申遗这一“烹饪”过程提供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撑,进一步完善了丰富了大运河的遗产价值陈述。

随着运河价值内容的逐步完善和支撑性遗产点的陆续增加,精简的申报遗产点名单逐渐扩充,由23段河道与48处遗产点,最终扩展至申遗文本定稿时的27段河道与58个遗产点,较为完整和全面地支撑起大运河价值的论述,成为申报遗产的最终清单。

在长达8年多的艰辛工作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不断扩大和深入遗产点的考察和调研,深化和磨砺遗产价值的研究和阐释,在扩大食材范围和明确烹饪方法的循环过程中往复多次,最终使得中国大运河申遗成为符合国际标准的一桌丰盛宴席,为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后记: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价值的最终评定

按照世界遗产申报规则,缔约国提交的申报文本中的主要内容包括申报遗产的认定和草拟的突出普遍价值陈述。最终的价值陈述和申报遗产认定均须经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评估机构的审定,由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的一桌宴席,但能否得到认可,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评审过程。即使得到认可,在最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草拟的价值陈述草案也很可能得到国际专家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有可能专家认可了食材的选择,但是对于烹饪方法有更为深入的见解。同样的食材,在评审过程中,可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烹饪。这种改变往往反映了全球视角下的价值阐释,跳出了国内研究的常规视角,会使我们熟悉的遗产瞬间升华为“高大上”的世界遗产。

↑ 凤山水城门是杭州仅存的古城门

作为大运河申遗的丰盛宴席,我们按照世界遗产标准提交的烹饪方法包括:价值标准(i)(iii)(iv)和(vi),共四条标准。其中标准(i)基于所有申报遗产点段的宏大规模和悠久历史,主要阐述了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标准(iii)以运河沿线的仓窖、漕运管理设施、税收机构等遗产点为基础,认为大运河见证了漕运系统这一特殊的文化传统。标准(iv)基于申报的闸、坝、堤、桥梁等系列水工遗址,阐述了大运河反映的工业革命开始之前水利工程的早期技术成就。标准(vi)说明了大运河在国家统一、经济互补、民族团结和周边城镇发展方面的重大作用和影响。

在对大运河的评审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认为,草拟的价值标准(i)(iii)和(iv)比较恰当,应得到认可,但标准(vi)中阐述的部分价值内容在标准(i)和标准(iii)中已经得到体现,因此不予认可。这样,虽然大运河丰盛宴席基本得到了国际专家的认可,但宴席的烹饪方式受到了部分修改。

不过,最终的决定还需世界遗产委员会做出。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的申报得到了多个委员国的高度评价。其中,黎巴嫩提出,应该在遗产价值陈述中补充标准(vi),作为大运河价值陈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大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最终,全部四条价值标准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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