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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 交流 对话 全球视野中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

日期:2015-08-13 17:11      来源:世界遗产网      撰文:陈同滨      

“丝绸之路”是一项极具人类文明与文化交流与传播价值的文化线路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于1988年倡始、直接策划和推进这一跨越洲际的超大型文化线路的申报世界遗产工作。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作为首批登录世界遗产名录的、

“丝绸之路”历史上交流和交通体系中具有起始地位的组成部分,

其意义诚如国际古迹理事会在该项目的《评估报告》中所言:

“(中、哈、吉)三个缔约国进行跨国提名是将丝绸之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是7年多合作努力以及更多年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显而易见,这些首次申报的遗产将为未来丝绸之路申报奠定基础”。

本文仅对本路网的遗产辨认和价值研究的探讨成果予以简要介绍。

“丝绸之路”概述

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古代亚欧大陆间以丝绸为大宗贸易的、开展长距离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动脉,是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它以中国长安/洛阳为起点、经中亚向西到达地中海地区、向南延伸至南亚次大陆,分布于横跨欧亚大陆东西长约10000千米、南北宽约3000千米的区域内,是人类历史上交流内容最丰富、交通规模最大的洲际文化线路。

丝绸之路兴起于世界古典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罗马、安息、大夏—贵霜、中国汉朝等大帝国在地中海沿岸到太平洋之间形成了一条不间断的文明地带,分别和四周的草原游牧民族,包括中亚地区游牧政权国家诸如塞种、乌孙、康居等不断发生着碰撞与融合,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关系。随着诸帝国文明的扩展,他们之间的沟通需求及可能性进一步增强,公元前138年的张骞出使西域事件,代表着汉朝官方凿空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文明交流孔道,促成了整个亚欧大陆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广泛的文化交往。

这一创举不仅有利于以丝绸为大宗贸易的、物品广泛的商业活动,也促进了亚欧大陆上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中不同文明与文化间在思想、技术、知识和制度方面的交流与传播,并在公元6—12世纪最为兴盛——特别是在中国隋唐、萨珊波斯、印度、阿拉伯、拜占庭等大帝国及古代突厥汗国之间。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的宗教都在丝绸之路上获得长距离传播——宗教因此而成为联系亚欧大陆诸文明与文化的强有力的纽带。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亚洲大陆的政权格局,再度促成了亚欧大陆洲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昌盛局面。

因此,丝绸之路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贸易、宗教、技术交流的文化线路,其整体意义超过其所有组成部分之和:它汇聚了古老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中亚文明以及其后的诸多文明,沟通了亚欧大陆上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成了人类历史上多元文化的发展。它作为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交流史上拥有无可比拟的影响与突出的地位,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上为人类的共同繁荣作出了重大而杰出的贡献。

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

卡拉摩尔根遗址

卡拉摩尔根遗址

麦积山石窟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概述

“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下文简称:本路网)是指丝绸之路东段由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遗址点串联而成,并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的一项文化线路类型的跨国系列文化遗产,分布于现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是丝绸之路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于东亚古老文明中心中国的“中原地区”和中亚区域性文明中心之一“七河地区”(在诸多词典中界定不明。经中、哈、吉三国统一认定,界定为伊犁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天山以北、锡尔河/卡拉套山以东的地域。)之间建立起直接的、长期的联系,不仅在整条“丝绸之路”的交流交通体系中具有起始的地位,还在游牧与定居、东亚与中亚等文明交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展现了世界古代亚欧大陆上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若干重要历史阶段,

是人类经由长距离交通、进行广泛的文明与文化融合、交流和对话的杰出范例,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做出显著贡献。

本路网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兴盛于公元6—14世纪,沿用至16世纪。它位于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从黄河中游地区沿秦岭、祁连山、天山一路往西,贯通了中原地区、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与七河地区4个地理区域,建立起跨度近5000千米、长度达8700多千米的长距离交通。

“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组成要素分布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遗址点的历史功能主要包含了中心城镇遗迹、商贸聚落遗迹、交通及防御遗迹、宗教遗迹、关联遗迹等5种不同类型,它们作为直接支撑路网整体价值的代表性物证,以丰富多彩的历史信息和保存真实、完好的遗存,特别是以它们之间内在的传播关系与品类的代表性,揭示了此段丝绸之路在1800年间的缘起、发展、昌盛和衰变之过程,展现出经由这条横亘于中国与中亚之间,跨越山川湖泊、戈壁沙漠、山谷草原等的地理大通道所曾经发生过的各种文明与文化的交流、冲突、对话与融合,见证了亚欧大陆的北方地区在此1800年间跌宕起伏的主要历史阶段。第一批申报点包含了中、哈、吉三国境内的33处具有代表性或独特性的遗址遗迹,其中考古遗址25处、古建筑3处、古墓葬1处、石窟(寺)4处。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突出普遍价值解读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属“丝绸之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在“丝绸之路”整个交流交通体系中具有起始的地位,还因经由多种途径的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建立起跨区域的长距离交通,连接了多种文明地带,展开了东西方之间持续而广泛的商贸、宗教、科技、文化等交流活动,在游牧与定居、东亚与中亚等文明交流中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见证了亚欧大陆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及其重要历史阶段,以及其中突出的多元文化特征,促进了洲际间多种文明的协调和共同繁荣,是亚洲大陆上建立长距离东西方交通、开展广泛的人类文明与文化交流、对话的杰出范例。

长距离交通与跨文明、跨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以跨越东亚与中亚的特大区域性路网规模、持久的沿用时间、丰富的各类遗存、多元的交流内容、多样的地理环境和行旅地貌景观,成为亚欧大陆文明与文化交流的颇具活力的沟通渠道。

在这一沟通渠道中,宗教信仰、城市文化、建筑设计、住居方式、商品贸易、民族文化等方面因素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相互内在动态关联性,充分展现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诸多文明区域,特别是游牧的草原文明与定居的农耕、绿洲或畜牧文明之间人类价值观的相互交流及传播轨迹。

例如,它以类型丰富的宗教遗迹与相关文献记载,展现出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在公元3—13世纪在天山南北、河西走廊、中原地区和七河地区以兼容并蓄的方式进行传播;以及伊斯兰教于10世纪在七河地区的塔拉斯河谷开始传播。在历经10多个世纪的传播过程中,各宗教在不同文明区域与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展现出不同的特征,揭示了精神信仰方面的相互交流。

又如,本路网沿线一系列的帝国都城、中心城镇、商贸聚落等遗址遗迹,展现出亚欧大陆上不同地理区域与民族间的传统价值观在城市文化(含形制、功能、布局、建筑类型等)方面的交流与影响发展,特别是分布于天山南北和七河地区的中心城镇,突出展现出多元文化汇聚一身的交流特征。

文明及文化传统的特殊见证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经济和文化交流传统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特别是分布于路网沿线的一系列都城、中心城镇和聚落遗址,为亚洲大陆,尤其是中亚地区在约18个世纪中诸多业已消逝或发展演变的古代民族及其文明,以及东亚地区延续至今的华夏文明都提供了特殊的见证,揭示了亚洲历史上的中原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西域绿洲文明之间的交流、冲突、兼容、融合等对话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所经历的若干重要历史阶段与突出的多元文化特性。

例如,位于天山南北与七河地区的一系列都城和中心城镇(含城郊墓葬等)遗址,以及宗教遗迹,可为西突阙汗国、回鹘汗国的西州回鹘(高昌回鹘)、喀喇汗国、西辽汗国等业已消逝的古代亚洲北方文明提供特殊的见证;这些遗址与出土文书、器物以及史料记载,还可为匈奴人、车师人、突厥人、柔然人、粟特人、回鹘人、契丹人,甚至波斯人、阿拉伯人等多民族的文化特征提供特殊的见证。

人类与环境相融合的杰出范例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经由一系列对自然环境的依托、利用和改造措施,包括对荒漠地带土地利用的成功开发,共同支撑了荒漠条件下的行旅交通,最终使得跨越洲际的文化线路得以贯通,是人类为实现长距离交通与交流而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杰出范例。

例如,人们在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与七河地区的沙漠戈壁荒原路段上,经由聚落开发、移民屯田、灌溉技术、聚落供水系统等与自然环境互动的方式与技术,在原本荒无人烟或毫无定居聚落的地带进行土地开发,支撑起长距离荒漠地带的交通给养基地,并在整个区域范围促成生态、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与若干重大史实关联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诸多遗址遗迹与大量相关出土文物、简牍文书、历史文献和行旅游记,与对亚欧大陆上的人类文明与文化交流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张骞凿空西域”事件直接关联;与对东亚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佛教传播事件和传播方式直接关联;与以丝绸为大宗贸易的洲际商贸传统(如绢马互市)以及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独特的经商传统直接关联;与此同时,在它沿线其他地点出土的大量文物、简牍文书和考古资料等珍贵材料,尚可为亚欧大陆上广泛的文明与文化交流内容、包括东西方之间物种、习俗、艺术、科学、技术等交流传统提供实质性的佐证,揭示出这些交流活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例如,建于汉中的张骞墓与“张骞凿空西域”事件具有直接关联。这一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世界性历史事件,拉开了古代中国和中亚、西亚、欧洲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交流的帷幕,使东西方文化交流从之前的局部地区小规模交流很快发展成长距离、大规模的经常性活动,成为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对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与文化交流产生重要影响。

又如,“西行取经”和举办译经场所是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方式。本遗产中的大雁塔、小雁塔作为玄奘、义净等唐代西行僧存放取自印度的经卷和佛像场所,同时亦属唐代长安城的三大译经场所,与中国佛教的西行取经传统直接关联;建于长安郊区的玄奘墓地“兴教寺”不仅与伟大的历史人物玄奘直接关联,还是佛教唯识宗的重要圣地,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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