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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鼓楼:永不满意的层数

日期:2015-08-19 16:45      来源:世界遗产网      撰文:许伟明      

▲贵州黎平县堂安侗寨的鼓楼

侗族鼓楼营造技艺,是中国木建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用一钉一铆,只以杉木做柱与枋,榫卯衔接,筑成高耸大厦。

而正是一代代的侗族建筑工匠,让鼓楼的建造工艺和习俗得以传承至今。

我和杨应琪坐着车,从黎平县城出发,一起前往他的老家茅贡乡高进村。车辆沿着西南方向的起伏山路行驶着。一个多小时后,侗族村寨陆续出现,在山脚稻田间,黑色瓦片的木质建筑群,总簇拥着一座塔式木建筑,那就是鼓楼了。

杨应琪逐个介绍途经的村寨,它们的鼓楼、风雨桥都有相似的故事:在“文革”期间损毁,在20世纪80年代修复重建。我们在一个下坡处停下休息,眼前是大片稻田和几个侗寨,他点燃了一根烟,空气中携带的稻香,偶尔混合着一阵烟味。他带着七旬木匠的自豪感对我说,沿途的鼓楼都是他或他的徒弟设计重修的。

黎平是贵州黔东南州下辖县,地处湘黔苗侗聚居区腹地,聚居着全国最多的侗族人,也积存着最完整最独特的侗族木建。营造技艺代代相传,鼓楼一直在变,也似未曾改变。

必不可缺的鼓楼

高进村在一个小盆地边缘,沿着山脚平缓的坡度修建。民居的黑瓦和年久的深色木板墙,显露着农耕文明所剩不多的安详与宁静。鼓楼立于中央,多了些庄严的氛围。这是一个典型的侗族寨子,依山傍水,风水绝好。一条小河由西向东流过,上面跨一座风雨桥,既有交通功能,又是村子的正面招牌。

▲侗族鼓楼匠人杨应琪

杨应琪带着我穿过这个寨门式的风雨桥。正在闲聊的村民坐在以护栏为靠背的长椅上,他们逐个用仔细又热情的目光打量我这个陌生人。穿过一条小窄巷,在一口水塘边,矗立着高耸的高进鼓楼。它是这里最高、最庄重的建筑。作为侗族建筑中最具象征性的符号,鼓楼几乎是每个侗寨所必不可少的。

侗族民居多为吊脚楼,底层架空,上层住人。鼓楼也是一种吊脚楼式建筑,它的底层高高架起,形成为一个亮堂的活动空间。

杨应琪说,鼓楼就是每一个寨子的天安门。鼓楼的空间供村寨人们议事、聊天,是村寨的政治、文化中心。鼓楼中央是一个火塘,夏天可以围着喝茶,冬天也能围着烤火取暖。鼓楼里藏有大鼓,遇到大事需要大家集合便敲鼓,所以叫鼓楼。

鼓楼也是一个侗族寨子或族群的象征。一个侗族寨子若无鼓楼,等于宣告自己的弱小。在一些大的侗族聚居点,会出现两个或更多的鼓楼,不同族群的相互竞争通过鼓楼展示出来。

汉族地区里,常能见到大家族的祠堂。祠堂越豪华气派,越彰显财势。侗族村寨罕有祠堂,鼓楼便类似于祠堂。不少鼓楼正对入口的一面,供奉有祖先灵牌。

杨应琪说,建鼓楼有一句行话叫“鼓楼不见柱”,意思是从外面看鼓楼,是不能看见里面的柱子的。正是因为这种讲究,鼓楼的层层屋檐相隔很近,遮挡住了向内窥视的视线。鼓楼的屋檐檐角总要挑出并翘起,使得沉重的建筑变得轻盈许多。

但是和汉地木塔常用的用斗支撑飞檐的做法不同,侗族鼓楼的屋檐部分未用到斗。杨应琪说,那些翘起来的檐角,是用切碎的麻和石灰相混合而堆出来的。真正用到斗的是鼓楼的刹顶部分,密密麻麻的斗,不仅将刹顶的屋檐高高挑起,且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刹顶的顶尖多为角式攒尖顶,深深扎入天空。

鼓楼背后的讲究

鼓楼的结构大致为三部分,底层的活动空间,中间的多层屋檐部分,顶部的刹顶。屋檐往上有从大到小的明显收分,看起来极似汉地密檐形佛塔。由于高度、刹顶大小、屋檐层数等的区别,鼓楼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外形。杨应琪说,鼓楼常见形状有钟形、杉树形和收腰形。

在安全美观的前提下,鼓楼当然是越高越好,屋檐的层数也是越多越好,这样更能彰显出资者的能耐。但侗族鼓楼屋檐的层数也是有讲究的,一旦超过三层,就必须是单数的,四层、六层、八层的鼓楼是见不到的。这背后是侗族人对数字的独特心理。

杨应琪说,单数是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而双数会给人成双成对、圆满的感觉。然而侗族人总是觉得鼓楼不够高,层数还可以更多,是一种“再怎么多层也觉得不够”的心理。所以,鼓楼的屋檐层数都是单数的。

▲黎平县堂安侗寨村落和风雨桥

这种心理也存在于风雨桥当中。风雨桥和鼓楼一样,也是侗族建筑里的标志性元素,它往往处在村庄边缘,作为招纳福气、留住风水的廊桥式建筑。风雨桥的顶部多为重檐——屋檐的层数也必须是单数。风雨桥顶必须有类似于鼓楼顶那样的刹顶,其个数也要求为单,三个、五个、七个……根据风雨桥的长度和气派程度而增减。

然而,在更现实的建筑实践中,侗族村寨里却很少见那种显得过于高大的鼓楼。长期研究南部侗族文化的民间学者张庆巍说,侗族里有一种说法,一个小村寨如果修建太过高大的鼓楼,不仅不会给本村寨纳福,反倒会招灾。

侗族传统建筑中,无论是鼓楼、风雨桥还是民居,建筑材料都来自当地盛产的杉木。当地的“油杉”可以长久不腐,也能防虫。

而一旦涉及鼓楼的建筑,那么就不仅仅是木材选料的事儿了。民俗上的种种讲究、忌讳,在还没进山砍树前就开始了。

杨应琪说,进山砍树的人是要经过仔细挑选的,砍树者须是同代人都健在,且长辈中无非正常死亡的。这种禁忌源自于担忧,担忧砍树人所遭遇的不幸会传给建筑本身。“建造鼓楼,对一个村寨而言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所以不允许有任何细节上的风险。”

这些“风险”,不仅包括天气、地形、木料等客观存在,还有心理上的担忧,以及能引起这种心理担忧的人或物或事。它们都要被排除在鼓楼建筑的仪式和过程之外。

杨应琪说,修建鼓楼时,砍树、动工、竖架上梁三个过程都要举行仪式,这些仪式一般是忌讳女性尤其是孕妇参与的。而长期从事侗族文化研究工作的张庆巍说,这种忌讳其实是有文化上的根源的。因为鼓楼是比较高大的建筑,施工现场较危险,如果真的发生了倒塌,妇女和儿童的自救能力是较差的。此外,妇女和儿童在施工现场,会阻碍施工的开展,而且他们的指手画脚也会影响施工者的心理。

张庆巍说,有个传说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曾指着一块木头说,这块木头以后会倒,结果应验了。而在一些侗族地区,女人在怀孕期间被认为具有某种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却又总瞒着不说。于是逐渐地就有了鼓楼建筑对儿童、妇女的忌讳。但这些忌讳不是绝对的,不同地区有各自的不同,施工者们往往也有着相应的“化解”方法。

这诸多的讲究和忌讳和建筑技艺一样,都是侗族鼓楼文化的一部分。

变化中的鼓楼

杨应琪从小在高进鼓楼下长大,对本族建筑一直怀着好奇,总是找做木匠的舅舅问这问那。初中毕业后,他跟随舅舅学了十年的木工。

1963年,他开始自己单干。当时木工的收入有限,“只能糊口”。很快“文革”开始了,许多侗族鼓楼被当作“四旧”遭遇拆毁。高进鼓楼也未能幸免。

▲高进鼓楼的内部梁架

鼓楼建造在新时期逐渐恢复,政府投资修建新鼓楼,村民们也集资修复被拆掉的老鼓楼。高进鼓楼在1995年重修,杨应琪作为本村人参与设计修建,同时也参与了其他许多村寨鼓楼的修复。

鼓楼对侗族村寨如此重要,修建鼓楼当然是全村的大事,而负责修建鼓楼的匠人们也会受到尊重。那时候,村民集资修建鼓楼,并且集体出工,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支出。但进村的匠人,虽然收入十分有限,却被视同贵客,村寨各户轮流款待。杨应琪回忆,“那时吃得好啊,每一家都杀猪宰羊,我们吃都吃腻了。”

距离杨应琪老家50公里左右的岩洞镇的述洞侗寨,有一座建于明崇祯的“独柱鼓楼”,它以一根粗壮的楼心柱直接贯顶,多层梁枋穿过其中,和外围八根边柱相连,再加以短柱和其他梁枋,构建成一个层层而上的柱枋体系——一个超级大的屋架结构。

述洞鼓楼侥幸躲过“破四旧”,现今号称“鼓楼之宗”。但它仅15米高,相对较矮。由于独木难以支撑太大的重量和平衡,而且由于独木立在中间,原来位于中间的火塘只能挪到一角,使得庄重感大大降低。所以,独柱鼓楼被抛弃,更常见的是四根楼心柱的结构。就像高进鼓楼,平面为“回”字形,四根粗壮的楼心柱在“回”里面的“口”的四个角,外围的“口”则均匀地分布于边柱上。四根柱子相比单柱,不仅在承重和维持平衡上具有明显优势,而且楼心柱的中央安置火塘,与门口、灵堂同处中轴线,显得庄严许多。

高进鼓楼原为四角屋檐。重修时,村民认为八角更好看。杨应琪把新鼓楼的最下两层屋檐保留为四角,以上的都变为八角。如今,这种四角八角相融合的鼓楼在黎平地区极为常见,它们表明了侗族鼓楼新的流行风尚。“四角和八角之间,难度也没有什么,你只要通了,就一通就百通了。有些师傅文化水平比较低,那就难一些。但我是初中毕业,三角函数是没问题的。”杨应琪说。如果在侗族地区看到四角和六角、八角结合的鼓楼,基本可以断定,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重修的。

鼓楼永远都在变化中。杨应琪说,截至目前,大大小小的鼓楼,他已修建了七八十座。所有的鼓楼都不同,都需要重新设计和计算。工匠根据不同的地形、不同村落的偏爱去设计不同高度、层数、檐角的鼓楼,这要求每一个工匠提升自己的技艺,去不断修建全新的鼓楼。

有报道显示,黎平县有鼓楼350余座,超过全国总量的一半。数量如此之多,却没有两座外观一样的鼓楼。这是因为在竞争中,鼓楼的出资集体和建设工匠都想造出独一无二的鼓楼。

如今钢筋混凝土正在进入侗族鼓楼的建筑之中。由于现在大棵杉木很少见了,所以一些地方开始以钢筋混凝土做鼓楼的柱子——现存最高的侗族鼓楼便是以钢筋混凝土做柱的。也有人为了让鼓楼更高,而垫起了一个高高的台基。这两者都是杨应琪所反对的。他认为,鼓楼的技艺是木建的技艺,和钢筋混凝土完全不同。而侗族建筑的鲜明特点是,其台基比汉族建筑的台基更低。

杨应琪认为,不使用混凝土,而依靠高超的技艺,一样能造出让人惊叹的木建筑。2005年,从江鼓楼建成,这是杨应琪至今最得意之作。这座鼓楼有29层,高46.8米,至今依然是全国最高的全木侗族鼓楼。没有足够高的楼心柱,杨应琪就用拼接的办法来实现,并用加固的结构来保证建筑整体的稳固。

近50米高的木建筑,需要很好的抗风吹能力,更要有科学而系统的力学计算能力。而仅仅初中毕业的杨应琪,是凭借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而做到的,“别人不敢做,但是我敢。”杨应琪说。

▲黎平县地扪村的一座鼓楼

杨应琪共有3个徒弟,徒弟又带着20多个徒弟。杨应琪挑选徒弟的标准主要是两点,一对建筑感兴趣,二要有建筑“细胞”。有细胞,就是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和师父来探讨。他经常会接到徒弟打来的电话,向他请教一些新的鼓楼建造结构和尺寸算法的问题。

二十多年来,杨应琪的徒弟徒孙们到处修建侗族鼓楼和风雨桥,建筑足迹不仅遍及黔东南,还出现在北京、上海、深圳、沈阳等城市。

对杨应琪来说,最辉煌的时候是在2009至2010年间,他参加设计修建了上海世博会贵州馆主体馆。来自高进寨子的20多名工匠们,将当地的300多立方米的杉圆木运往上海,不用一钉一铆组装。他本人则获得了中国园林古建筑技术名师、贵州省拔尖乡土人才、民族古建筑高级工匠师等称号。

时代逐渐发生着变化,原来那种全村一起出工出力,并轮流招待外来工匠的情景已是罕见。杨应琪说,现在更常见的做法是全部承包给一个工程队,食宿自理。

社会在变迁,人情在变化。不过一直没有变的是,工匠们对于手艺的坚守和对专精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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