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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字“非遗”价值与保护

日期:2013-08-19 17:46      来源:世界遗产网      撰文:杜 雪      

作为民族记忆的“活化石”之一,少数民族文字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对民族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民族传统的传播,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形成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甘肃武威出土的用西夏文、汉文书写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以及酒泉出土的用回鹘文和汉文书写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北京居庸关云台券门内壁使用包括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在内的6种文字书写的《元如来心经石刻》,等等,各种文字无不体现出独特的美感及蕴藏的深厚文化。

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在各自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创造了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产生和流传了极其丰富的古代民族文字文献,每个民族的文字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并且各民族都会依据本民族的文字特点形成许多文化事象。这些珍贵的文字遗存中包含着每个民族特殊的生产方式,有着强烈的民族个性。因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及科学价值,少数民族文字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历史见证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譬如,辽代建立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曾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契丹大字是一种表意方块字,其中夹杂一些直接借用汉字的形式;小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利用汉字笔画形体创制出300多个原字,然后缀合拼写成词,小字较大字在拼音形式上更完备。契丹文颁布以后,立刻在辽国境内使用,但因契丹上层统治者大都通晓汉文且以汉文为尊,因此契丹文使用范围有限。契丹文从创制到废止,前后共使用二三百年,随着哈剌契丹建立的西辽灭亡,终于成为死文字。

与契丹文相仿,西夏文也同样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其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重新创制而成,是独立于汉字之外的一种全新的方块文字。西夏文作为党项族的语言和文字,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并在西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西夏于1227年亡于元帝国,文字也随之湮灭无闻。

西藏东部及云南省北部的纳西族古代文化——东巴文化,因保存于东巴教而得名,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和各种祭祀仪式等。东巴文始创于唐代,源于纳西族的宗教典籍兼百科全书《东巴经》,是一种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图画象形文字,被称为目前世界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正如清代余庆远在《维西见闻录》中所道:“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这些字形带有浓厚的图画味道,但是每个图形都已经有了它固定的概念、固定的线条和笔法,有了固定的读音,已经成为表示语言里某个字、词的符号。东巴象形文字的出现,可以说是纳西文化飞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象形文字使纳西族文化由口传向书面转化,使许多古老的口承文学得以完善和提高,并不断出现新的作品,同时更好地保存、发展和传播了纳西族古代文化遗产。时至今日,仍为东巴祭司、研究者和艺术家所使用。

古老的“水书”是我国少数民族水族的独特文字,主要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等文化信息。水书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文字符号体系古老而神秘,既有类似甲骨文、金文的象形字体,也有众多表示水族原始宗教的各种密码符号,而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将汉字反写、倒写或改变汉字形体的写法。

千百年来,水族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包括民居建筑、图腾崇拜、丧葬造屋、生活起居、歌舞服饰等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但这些文化的元素都离不开水书。水书文字一旦失传,水族人民将失去他们长久以来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 

在56个民族中,除汉族外,有24个民族有代表自己语言的文字。由于有的少数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文字,如蒙古族、景颇族、傈僳族各使用两种文字,傣族、苗族各使用四种文字,所以,24个少数民族现在使用的文字有30多种。 

令人瞩目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书法家热衷于少数民族文字书法的创作,他们既以此进行艺术创新,同时也由此汲取艺术营养。而所有这些,都于自觉或不自觉中起到了对少数民族文字的传承与保护。原新疆书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格吐肯先生创作的多体书法,包括了汉族、锡伯族、满族、蒙古族等22种书体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称之为“民族文化与艺术的瑰宝”。

与此同时,不少民间人士关注并收藏少数民族书法创作,他们所期冀的绝不仅仅是商业价值,更为重要的还是通过收藏这种方式更加持久和有效地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李巨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民广播电台一名高级记者、市政协委员,20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收藏了包括女真文、西夏文、契丹文(含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突厥文、回鹘文、水书以及女书在内的中国古今30余种少数民族文字书法作品。受李先生言传身教,他十几岁的儿子对少数民族文字书法情有独钟。李巨炎父子的努力,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可谓善举,同时也反映出“原真性、民间性、时代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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