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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遗址与城市邂逅——城市中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的故事

日期:2015-04-08 14:58      来源:世界遗产杂志      撰文:文/ 张谨      

↑位于广州市区的南越王宫博物馆
城市和遗址,似乎是不搭边的两件事。常人印象里的考古遗址,大多在苍茫的荒原上,人迹罕至。但事实是,中国的城市,绝大多数在前辈城市的遗迹上成长起来,虽然多有位置错动,但历代叠加是基本的事实,有些城市如开封、广州等,两千年多年来城市中心从未改变。因此,理论上讲,我们日常生活的这片土地之下,遍布着古人的足迹,只是多数消失于历史的变迁中罢了。那些侥幸留存下来的,便成了沧海遗珠,弥足珍贵。这些在城市中备显突兀的考古遗址,虽然貌不惊人,甚至晦涩难懂,但是只有它们,才是城市真实的时空坐标,才能使神秘的传说变成史实。然而在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这样穿越千年的相见有时却显得尴尬而痛苦,原本浪漫的邂逅常常以悲剧收场。
 
以下讲述的三个故事,无疑是喜剧性的结局,也是这十年来人们逐渐以更包容、更欢迎的心态来面对这些“不期而遇”的例证。遗址与城市的“相爱相杀”,这其中的妥协、放弃、坚持、抗争、纠结、遗憾、反思,艰苦而有趣,值得细细回味。
 
【故事一】审慎而远见的抉择——成都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展示馆内景。由于祭祀地点并无人工建设遗迹,馆内展示的除了尚待发掘的遗物,让观众颇感震撼的其实是考古工作的过程“产品”——探方。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出现是考古遗址与城市发展关系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是因为金沙遗址博物馆从一开始就被囊括在一个完整而庞大的文化产品链条的策划中,而不仅仅是作为遗址的保护设施出现,这与其他遗址博物馆的定位有很大不同。

2001年金沙遗址刚刚被发现的时候,那里还是一个被称作金沙村的城乡结合部区域。但是到2007年金沙遗址博物馆全面建成开放的时候,“成都第四商圈”、“抢占金沙角”的商业口号就已经响彻云霄,周边地产的价格也直逼高位。一个考古遗址,具有什么样的魔力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驱动力?


↑《金沙》音乐剧以考古学家作为叙事线索。

这其中一个完整的文化策划功不可没。在建筑刚刚开始设计之时,甚至建设资金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一部以考古学家为主角、名为《金沙》的音乐剧已经悄然出炉,并据此组建了专门的演出公司。每天,来到成都的游客都可以在专门的剧场观看《金沙》音乐剧,在考古学家“沙”的带领下,穿越千年追溯古蜀文明。音乐剧以考古的神秘感以及近年来屡试不爽的穿越剧情,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金沙的品牌效应逐步累积。同时,相关文化纪念品的策划、开发也开始启动,设计、制作出了种类繁多、颇具创意的特色文化商品。这与其他博物馆的策划建设过程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博物馆在开放很久之后,也没有像样的针对藏品内容的文化产品。更出人意料的是成都文物工作者的超前眼光——金沙出土的典型文物太阳神鸟被成功申报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这令金沙的名字在全国不胫而走。就这样,当2007年博物馆落成开放之时,颇具轰动效应,可谓众望所归。

金沙的成功经验在其他城市是否可以推广,还很难判断,因为它得益于成都民主而活跃的文化氛围,休闲而安逸的生活诉求。但正是从金沙开始,人们对遗址博物馆的作用、对城市中考古遗址的意义有了新的视角。遗址博物馆不仅仅是给遗址看大门的“保管员”,更应该是遗址代言人,考古代言人,在纷繁芜杂的现代社会,应扮演价值传播者的角色。

金沙遗址博物馆社会效应的成功,还归结于对建筑美学形象的追求,这是颇具争议的一点。一般来讲,文物界对于博物馆建筑更重视功能,而非形式,对于建筑师们在博物馆建筑上近似癫狂的炫技行为,无论中外的考古、文保专家们都是不以为然的。然而金沙遗址却有着不一样的情况。一个是国际博物馆的发展背景:到了2000年前后,出现了“博物馆经济”的潮流,其中的经典案例就是借助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成,西班牙毕尔巴鄂成功实现了从后工业时代向文化经济、旅游经济时代的转型,甚至一些社会问题也迎刃而解。在眼球经济时代,博物馆作为文化中心的动向引人注目,博物馆建筑的地标性作用,不仅在现实城市空间中,而且在全球化的虚拟世界中发挥了更强大的影响力。


↑3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遗址展示馆

另一个情况则是金沙遗址自身的特点——遗址的性质由特殊的城市环境所决定。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建设范围,是祭祀地点遗址,即古人在古河流旁选择了一处地点,用以投放金、玉、象牙等珍贵器物,表达祭祀愿望。其地点具有神圣性,但并非经过人工建设。在现有用地的外围,虽然2001年前也曾发现零星的夯土遗迹,即早期的建筑遗迹,但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性,还是让位给了建设项目,因此金沙遗址的周边在博物馆建设之前即已形成城市居住区的城市环境。虽然后期在博物馆建设用地的边角也发现了局部的早期建筑遗迹,但是由于较为破碎,没有完整格局,难以判断其功能和等级。因此,金沙遗址的历史环境已不具备是无奈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下,遗址博物馆何去何从?一种观点是遵循一直以来遗址博物馆应尽量含蓄、消隐,与遗址环境相和谐的原则;一种观点是既然遗址周边环境已然是现代城市环境了,为何不让遗址博物馆建筑更具地标性呢?两种观点的交锋非常激烈,最终一锤定音的还是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者。没有文物界的支持,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基本不具可能性。现在看来,当初对于金沙遗址博物馆形象的抉择,绝不是无知的鲁莽,而是审慎而远见的考量。事实证明,这样的抉择获得了社会和公众的认可。虽然今日仍有部分文物界专家对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建筑体量存在异议,但是在遗址历史环境已无存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基本不具有讨论的基础。当然这也正是为何在其他遗址博物馆建设中,不能一味强调建筑形象的原因。漠视遗址整体环境的和谐,由于建筑面貌过于炫耀而降低甚至损毁遗址的历史格调、环境景观的例子数不胜数。就这一点,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经验几乎是不可推广的。


↑陈列馆天窗上的太阳神鸟标志。它现在不仅是文化遗产的标志,更成为成都的标志。

金沙的成功在于地标性的形象与文化格调的契合,在于帮助城市成功塑造了新的文化品牌形象,进而转化为文化驱动力,与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共振效应,形成了罕见的考古遗址与城市发展双赢的局面。从上世纪50年代的半坡,到90年代的三星堆,还没有哪个遗址博物馆像金沙这样,将视野扩大到城市的发展,运用文化经济规律使遗址博物馆成为产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实现文物保护的基础上,成为重要的城市文化品牌与经济的驱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讲,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意义是历史性的。

 

【故事二】资本的纠结 ——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道遗址

↑江南馆街唐宋古街遗址展示设计方案一:通过地景建筑的方式,使遗址展示建筑与商业建筑入口空间设计完美融合,观众可从廊道两侧及下方观看遗址,展示馆顶部则成为商业建筑入口广场的嬉戏场地。

同样在成都,却有着不一样的故事。

这一次的主角是与观赏性很强的金沙遗址有很大不同的唐宋时期的古街道遗址。古街道的砖石很不起眼,为何又这么重要?从普遍意义上来讲,我国历史上一直是土木结构建筑,而非西方的砖石建筑传统,因而能留存下来的建筑基本是明清以后的遗存,早期的很少。即便是10世纪晚唐的建筑,在全国范围内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座,大多数则荡然无存,唯有建筑基础成为考古遗址保留下来。因而这些普通人很难看懂的夯土台基、砖石道路非常重要,是唯一能够让我们了解古代城市格局、建筑规模的实物。其二,成都在唐代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所谓“扬一益二”(成都,唐为益州)是说,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长安、洛阳,而经济中心则是扬州、益州。然而现在的成都,由于城市的发展,已经是古迹难寻,成都在唐代的繁华,几乎是被遗忘的传说。因而2007年,当位于商业中心春熙路附近的江南馆街遗址一经发现,即引起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其砖拱券结构、将近一人高的地下排水道,更让人讶异于唐代城市建设的标准之高,设施之完备、科学。


↑设计方案二:在地产公司的一再要求下,遗址通过广场玻璃铺地被展示出来,城市表达文化个性的机会很遗憾地丧失了。

一时间,全国泰斗级的专家学者都纷纷前往成都,力保这一规模上不到2000平方米的遗址能够完整保存。前有金沙的成功经验,市政府的态度亦非常正面。当时已拍得该商业地块的地产公司也表现得极为配合。然而意料之外的是,“5·12”大地震发生了,成都土地价格大幅2 下跌。地产公司对于这个总地价达到80亿的地王项目表现出更多的犹疑。对于依靠土地经济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地震之后财政收入捉襟见肘,这笔收入变得极其重要。“保住江南馆街地产项目,就是对抗震救灾最大的支持。”对于这样的决策,文物专家、建筑师们无奈但又只能理解并接受。毕竟,遗址还是保了下来,只是保护范围略有减少、展示馆形象被改变而已,相较于长沙古城墙、镇江古粮仓的命运,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但是,中规中矩的保护就可以算是成功吗?展示馆的建筑形象从彰显自身变成默默无闻。地产公司的不干扰商业动线、建筑入口“风水”不被破坏成了最主要的诉求,因而遗址成了广场上一块普通的玻璃板,甚至很多人都不会发现它的存在。我们希望的是遗址与城市的对话,不卑不亢,不盲目,不委屈,这是今人对历史的尊重,这样的尊重体现了我们的修养与品味。我们期望留给后代一个有创造力、有智慧的形象,即便在一两千年后,我们今天的建筑作为遗址被发现,未来的人们都会看到21世纪的中国人有思想、有审美。然而,这样的理想在资本的力量面前常常只能是遗憾。

 

【故事三】叙事的主体究竟是谁——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

↑南越王宫博物馆东门

在很多人眼中,广州似乎和深圳一样是现代才诞生的城市,其实不然。如果你来到广州北京路,就可以看到两千多年以来不变的城市中轴线在这里呈现。从公元前203年南越时期,一直到清代,广州的中心一直在北京路两侧、中山四路以北这块狭小的区域叠压式地发展。除了南越时期的宫苑遗迹,还有从秦、汉、晋、南朝、隋、唐、南汉、宋、元、明、清到民国共12朝的遗迹遗物。这些遗迹层层相叠,构成了一部记载广州两千多年发展的无字史书。

从199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被发现以来,广州市做了积极的工作,包括赎回已出售地块,搬迁儿童公园用于考古发掘,划出4.8公顷作为遗址保护区,并颁布了地方法规予以专门保护等,这对于位于城市中心区寸土寸金地段的遗址来说,殊为难得。然而难题又出现了:对于构成如此复杂、有着13个主要地层年代的遗址,究竟如何展示呢?展示哪个时代、哪些遗存呢?政府尽了职,专家们又困惑起来,导致在发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遗址现场一直无法展示开放,社会舆论压力巨大,公众质疑纷纷。这与日本平城京当年的情形颇为相似。考古遗址在占用公共资源后如何回馈社会,成为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区域。展示、开放是必然的选择。


↑南越国宫署遗址中的考古关键柱,标识了13个历史时期的地层叠压。

考古遗址的展示取决于考古与文物保护两方面的考虑。考古需要自上而下进行挖掘,这就意味着,想要搞清楚更早年代的遗存情况,就需要把位于上面的晚一些的地层挖掉,而想要展示某一时期的遗存,就意味着要放弃较之更早的部分。这个取舍对于考古学家来讲是非常艰难而心疼的。而遗址展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物保护的技术能力。现有的科技手段有限,在能力范围之外的只能进行回填保护,留给未来再做考虑。

南越国宫署常年为地下水问题所困,很多遗址常年泡在地下水中,暴雨过后,水位先是上涨,再回落,干湿交变对土、砖性质的遗址破坏很大。遗址范围内的百余口古井,一直被用于地下水的抽取,以降低水位。在这种情况下,地下止水工程的可行性及可实施范围就成为困扰宫署遗址展示的核心问题。而工程的实施势必又破坏部分遗址,考古学家们又十分不舍。这样的纠结,是金沙遗址这种构成较为简单、保护问题也不困难的遗址所不曾有的。


↑博物馆屋顶复原曲流石渠景观

与金沙遗址另一个不同是,南越国宫署遗址更重要的是它的建筑群落格局,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这种格局变迁的演进过程,这就要求在整个遗址的分布范围内,应以遗址为核心进行叙事,而非凸显建筑的地标形象。建筑设计在这里作为具体的叙事手段,而非叙事的主体存在,这要求建筑师在思想上有较大的转换。然而2008年举行的遗址博物馆设计竞赛,却令人大跌眼镜。建筑师们罕有地集体表现出对文化的漠视与误解,不仅遗址被无情地忽略,就连城市文脉也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建筑师没来由的形式主义追求。无奈,只能重打鼓,另开张,由中标单位与遗址保护设计方共同合作,重新拟定方案。

在经历了长达数月的争论后,设计方案最终形成。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漫长而认真的争论,才促成了目前为止最为丰富、生动和多样的遗址展示系统的诞生。考古学家、文保专家、建筑师们都坚持了原则,但也都做出了妥协和退让。考古专家麦英豪先生用“断手臂还是断小指”来表达遗址展示中考古人的抉择是如何艰难;文保专家们放弃了全面回填的保守方案,为了向公众展示更多的真迹,做出了大胆而颇具风险的尝试;而建筑师们,则必须把自己和建筑放到次要的位置,让遗址成为主角。


↑南越王宫博物馆饮水思源展厅遗址现场


↑景观墙,陈列着遗址出土的砖瓦标本。

2014年5月1日博物馆正式开馆,网友的评价近似一边倒,“长江以南最好的博物馆”,“最具文艺范儿的博物馆”,特别对多样的展示方式印象深刻。虽然在设计和工程细节上还有很多不如意,观众还是体会到了设计意图。

在这样一个超级复杂的遗址里,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成为重要的设计途径,而设计本身则成为叙事手段,用以表达遗址展示的逻辑与内容。与金沙等遗址相比,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意义在于,它更进一步触及了遗址博物馆更为实质的内容——遗址本身叙事的构建,而非仅仅依靠建筑形象的冲击性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讲,在遗址展示领域,其工作方法与成果更具有普适性与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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