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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非遗后时代”的传统村落保护

日期:2013-12-03 17:32      来源:世界遗产网      撰文:xwj      

朋友们都叫他大冯。1米92的身高,谁还能比他大呢?6月5日,我走进天津大学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去参加“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仪式。这是他人生的有一个节点,用他的话说:今天起,要“开始一件更大的、更困难的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这件事跟钱没关系,跟年龄也没关系,只跟责任有关系。 

在古朴的天津大学里,青年湖畔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非常好找,因为它是这座老牌理工科大学的人文腹地。门口的巨石上,有冯骥才手书的“北洋书院”四个字。初夏时节,灰色建筑的墙体上爬满了绿色植物,微风吹过,墙上好似湖面泛起涟漪。自2005年建成后,这里成为冯骥才重要的工作场所。

第一次见冯骥才先生,他头发半长,穿着随意,宽宽的额头,浓眉大眼,鬓角虽已发白,但目光炯炯有神。1米92的身高,普通身材的人站在身边与其交流,难免要仰视,但这种仰视并无心理上的压力。谈话间,他声音平缓而有力,透着知识分子的儒雅与执着。 

我把自己钉在了文化的十字架上

在公众眼中,冯骥才身上的标签很多:他是作家,小学课本里的《挑山工》怕是每个人都必读的篇目;他是画家,他的画被称为“现代文人画”,最具文人风骨;他是教育家,在大学里做研究、带学生,建立人文工作团队。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大家眼中的他,是抨击伤害文化传统时弊的学者,是发动一场场文化抢救运动的知识分子,是向国家建言献策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协委员,是将文化遗产保护做成举国关注事业的文化名人。他拷问的都是令这个时代振聋发聩的命题。他能与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也能盘坐在农村的土炕上和民间艺人一起剪纸。他说,我把自己钉在了文化的十字架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冯骥才到上海办画展,上海的几位文化界和媒体界朋友请他去水乡周庄转转。那时周庄尚未开发旅游资源,走在布满青苔的石板路上,还有些湿滑。放眼望去,一幢小楼隐现雾中,水边泊着一条小船。朋友告诉他,这是当年柳亚子办“南社”、与沈钧儒等人品茗论时局的小茶楼,留下了许多相关文字与传说。但听说茶楼即将拆除,他便动了心,觉得这样一处有人文气息的小楼应当保留下来。于是回上海卖了一幅画,想用卖画的钱把小楼买下来。不料房主见有人要买,又听说买家是冯骥才,便一再涨价,从三万涨到十五万,最后干脆不卖了——他们也意识到小楼的文化价值。后来冯骥才写了一篇《为周庄卖画》,说他的文化保护意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2002年,冯骥才回家乡宁波举办探亲画展时,听说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祠堂要拆,又卖了五幅画,所得二十万元提供给当地政府,对贺知章祠堂进行修葺。而之前,1996年为了挽救津门老城,1997年为了抵制对天津原租界建筑毁灭性的冲击,1999年为了抢救天津估衣街,冯骥才一次次组织各界人士进行考察和记录,走街串户拍摄文化遗存,然后编辑成册。

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田野普查等都是浩大的工程,而这个工程里,钱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冯骥才先是想卖房子,后来还是重操旧业,夜以继日地画画,硬把手背上画出一个大包来。从天津到北京,从南京到苏州,卖到最后,一屋子的画全卖光了。

苏州公益画展结束,冯骥才站在房间里,四壁空空,一幅画也没有。他的好朋友、著名画家韩美林看到这一幕时落泪了,但冯骥才却说:“卖画有如卖血。但如果血是热的,就一定会得到回报。这回报最终应是日渐荒芜的田野重新开满斑斓而无涯的花朵。”

不断有朋友问他:“你把时间与精力不放在写作或绘画上到底值不值?”他说:“没法比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一件是个人的,一件是民族的。”这就是冯骥才虔诚火热的文化良心和骨气昂然的文化担当。 

传统村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冯骥才的日常工作十分琐碎和繁杂,特别是近几年。他要么到处开会、演讲,为保护民间文化奔走呼号;要么跑到乡村田野,亲自踏勘民间文化遗存。在大部分人恨不得拔出“泥腿子”直奔城市时,他却整天往农村跑,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自嘲是“丐帮”。这个“丐帮”有多少人,无法统计。他们不论阴晴,顶着烈日或雨雪,翻山越岭,穿行大地,走村串巷。现在,“冯骥才”不仅是一个人的名字,更成为一项文化行动的标识。

近几年,非遗二字热得烫手。非遗甚至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明星,由国家舞台到“非遗一条街”再到花花绿绿的商品广告,非遗随处可见。这其中有些东西未必合理,但至少让人们意识到了非遗的重要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说,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完成了中华大地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认定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万项,建立了包括法律保护、政府保护、博物馆保护、教育保护等在内的一整套保护体系。因此他提出了“非遗后时代”这个词。

“非遗后时代”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这个时期,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中国的自然村,由于历史悠久、文化板块多样、民族众多、环境不同,导致村落形态各异。经过历史的变迁,很多村落逐渐消失。而中华文明最遥远绵长的根就在村落里,大量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跟村落有密切关系。因此,这成为“非遗后时代”冯骥才新的工作重心。

 “传统村落本身就是最大的文化遗产,价值我认为不比长城小。”他说得铿锵有力,“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最深的根在这里,中华文化的灿烂性、多样性和地域性体现在这里,文化的创造性也在这里。”村落是农耕文明最小的社区单位,人们在其中生产、生活;村落里同时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一千三百多项国家级“非遗”和七千多项省市县级“非遗”,绝大多数都在村落里,少数民族的“非遗”更是全部都在村落中。

事实上,这也是冯骥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里跑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着急”。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吸附其上的文化性正在迅速瓦解。他形容自己的田野调查是“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中国传统村落数量之大,是超出想象的。中国传统村落之多样,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为什么着急呢?因为没底。他援引官方公布的数字说,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而这些消失的村落中有多少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则无人知晓。“这就像你钱包丢了,钱包里有多少钱你不知道,有几张卡你也不知道。到现在,下午4点了,来不及了,今天起码少了80个传统村落,再过一小时就到90个了,能不着急吗!”

现在,在每个可能的场合,冯骥才都以尽可能多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发出呼声:现在已到了关乎传统村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传统村落的保护确实面临很多问题。既没有理论借鉴,也没有经验可循,面临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就像我们十年以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遇到的一样。别的国家由农耕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一个线性的、渐进的过程,我们是突然转变的,我们的城镇化也是突然全线遭遇。”每个传统村落历史、环境、居民民族等各不相同,保存现状、所处位置不同,所以有着巨大的多样性,故而传统村落的保护没法有一个统一标准或规程,而是要针对每一个村落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再对症下药。

但是这又是最让他苦恼的一个问题——中国专门研究传统村落的专家学者太少了。我国80%的“非遗”项目,没有一个学者专家进行研究,只有一个或两个传承人。没有专家的研究、监督,很多“非遗”也就很容易变成一种适应当前市场的商品,因为市场利润而变质。

“我特别反对开发这个词,这是一个非常粗暴的说法。保护与利用才是符合文化规律的做法。开发就需要赚钱,就被纳入了经济规律,加大开发力度,也就预示着加大了破坏力度,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现在,很多‘非遗’一旦进入了名录,当地政府就放心了,也就不管了,更多地被政绩化、产业化,其实这样反倒加快了这些‘非遗’的消失速度。”冯骥才认为保护与利用才是对传统村落和“非遗”的最好保护。 

忘记年龄的人永远年轻

一位作家在他创作的旺盛期去做一些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又不见得抗得过时代潮流的事,的确可以用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比喻:收获无多,所失不小。但是冯骥才却从一位文化的研究者走进文化的保护者行列,从只动笔到参与进社会活动中去了。

文化是有情的。只要你为它付出,你的收获一定比付出的多得多。冯骥才靠卖画卖字组织人力物力,付出了那么多精力和辛苦,毕竟有收获了。他将历史消失前的一瞬锁定为永久,他在行动过程中产生的广泛的社会效应,他在每一位百姓心中传播的保护文化遗产的精神作用,远比单纯的文字上的呼吁更为有效。正如冯骥才所说:“我喜欢把思想转变为一种行动,因为行动才有实在的成果。”

这位自认为失败的文化名人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和电子邮件,“这儿请我帮忙,那儿又要拆东西了”。他想找个时间一封一封回信,但是又不知怎样回复。“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帮不了实际的忙,我只能说说话而已。有时候地都卖出去了,马上就拆了,怎么办呢?”但是不回信,他又觉得“过意不去”。

所以很多时候,他只能苦笑。但是,他又觉得,“不能因为无奈,你就不去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唤整个社会的文化良知”。他说,中国要从文化大国变成文化强国的任务,不是中央政府开一个会就能解决的。在这个时代,文化良知的声音应该成为一种强音。就像在宣布推动中国年画“申遗”时,他也承认很可能存在重重困难,但他表示,准备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做这件事情。

冯骥才有时觉得,即使用了全身的劲,保护的速度也比不上文化被破坏和消亡的速度,他就这样在和时间的赛跑中,跑到了自己的七十岁。正如他在巴黎演讲的时候说:“我也不觉得自己像是七十岁,我经常忘记我的年龄。忘记年龄的人永远年轻。” 

对话人物Q&A

您曾说过:“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您能举个例子吗?

现在人们有一个错觉,总是认为城市文明比农村文明是进步的。真的是这样吗?城市文明有农耕文明的天人合一吗?。拿二十四节气来说,你随便从中提出一个词来都是了不得的。比如“立春”这俩字,你能想象春站立起来是什么感觉吗?可是农民能感觉到。到那一天,春天就站在那里了,就不会被推倒了,不像早春乍暖还寒时那样了,“立”在那儿了。人和自然是那样一种感情。

目前农民们迫切需要进入现代化的社会,过上城市化的生活,因此保护工作越来越紧迫?

农民并不能认识到自己文明的重要性,他们把原来的文明丢掉了,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而现在城镇化又是非常紧迫的。而且不客气地说,现在的城镇化又引起了地方的GDP狂热,因为他们觉得农村原来种粮食长野草的土地现在可以开发了,他们当然要把土地上的历史建筑全部推掉——只有推平了才能变成钱,那些历史建筑对他们来说是一块废地。

您提出要建立传统村落保护的“范例”,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这是非遗十年的经验。这十年我可以说非遗的成就是:中华大地有什么我们清楚了。但是,虽然知道了,破坏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做好范例,如果我们抓到一个做法找到范例了,那么保护就有可以凭借的东西。我们没有经验理论,但是我们可以创造可以凭借的东西。

会选择什么样的村落做“范例”呢?

村落要比较完整,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比较多,选择这样的村落才能做出比较好的范例来,范例由我们这些学者来设计,但也要有人去执行。

这个“范例”会不会成为一刀切的标准?

我们不主张大家模仿,完全按照范例进行保护,但是大家从范例中可以找到我们的思路、理念、观念。如果我们做的好的话,各个省也可以做自己的范例。实践性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您在不同场合提到自己做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知识分子必须有所担当”,这个“本分”和“担当”您能详细说一下吗?

我觉得我们的时代太功利太物欲了,人民太失去精神了,可是时代没有精神是不行的,这就需要知识分子承担。社会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这十年到各地抢救遇上多少崴泥的事儿,碰了多少钉子,但是我们不也坚持做下来了吗?老百姓也知道我们有个传统节日叫“春节”,知道我们还有很多非遗,知道很多民间文化需要保护,这就足够了。今后一定是充满了问题,我们肯定是带着问题往前走,但是我们要解决问题,调动一切力量,用我们的精力和智慧,要为传统村落尽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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