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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 让千年敦煌不朽

日期:2015-08-18 15:36      来源:世界遗产网      撰文:时潇      

“我做梦,都会梦见敦煌;醒过来,还是敦煌。

有时候,我跟大家开玩笑说,

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

我就留这么一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樊锦诗守护敦煌52 年,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

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

但却用52 年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

 

采访樊锦诗的前一天,敦煌刚刚迎来今年第一场严重的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莫高窟景区也因此暂时关闭。樊锦诗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书报——沙发上、茶几上,更不用说办公桌上。因着沙尘暴,它们都被一层细细密密的灰尘盖着。“这土还没落完呢!所以我也不擦。”樊锦诗显然对这种场面习以为常。银色短发,背微驼,在朴素的灰布外套下,77岁的老人显得分外瘦小,而她的眼神中却透出一股倔劲儿。凭着对文物事业的执着,生长于上海的樊锦诗在黄沙漫天的西北扎根,成为“敦煌的女儿”。

“你不要写我,多写写敦煌。我已经退了。”一落座,樊锦诗就这么说。2015年3月,她正式卸下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重担,担任名誉院长。退休后的樊锦诗似乎并不轻松,敦煌研究院院办的工作人员许强说,樊院长还是经常加班到深夜。樊锦诗摇摇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还之前欠下的‘文债’。”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摄影/吴健

敦煌的女儿和她的家人

敦煌研究院的院子里,有一尊雕像,名为“青春”,是一个年轻姑娘背着行囊迈步向前的形象。雕塑的原型,就是刚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来敦煌报到的樊锦诗。

那是1963年的夏末,樊锦诗坐了6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家乡上海辗转到了瓜州县的柳园火车站,这个火车站离当时的敦煌有130多千米。然后她又转乘长途车,经过三四个小时的颠簸到了敦煌县城,再从县城搭乘班车,到莫高窟报到。这是她第二次到这里,与一年前实习时“开开眼界”的心态不同,这个“没有电灯、水又苦又咸、黄沙漫天飞”的西北小镇,成了她的工作单位。几赴敦煌参加石窟调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滨回忆起1964年初见樊锦诗的印象:“一个上海姑娘,瘦小的身材,精明干练、风华正茂。”

其实毕业时,樊锦诗原本有机会到北京或者上海工作,但在“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她毅然选择了服从分配。“要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当时北京上海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樊锦诗坦诚地说,半夜里,当老鼠咬穿纸糊的吊顶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开始想家。但从蜈蚣梯上爬入每一个洞窟,她都在惊叹:“太好了,太美了!”

关于这个“上海姑娘闯西北”的故事,频繁见诸各大媒体,樊锦诗笑称是“陈芝麻烂谷子”。而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却也不得不提。毕业时,樊锦诗的“白马王子”——同年级的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当时两人正处在热恋中,彭金章回忆说:“我们已经说好,她在敦煌干三年就申请调回武汉,好好生活。”

↑1965年的樊锦诗和彭金章

然而三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两人的武汉之约也被埋入了茫茫的西北荒漠。1967年,两人结婚,樊锦诗在敦煌住土屋、吃杂粮,但“敦煌的洞太美了,每一个都美不胜收”,她离不开了,没回武汉。1968年,大儿子出生,樊锦诗一个人带着孩子,白天去窟里做研究,孩子留在家里,用被子堆着在床边防摔,那时的她忙着牵头进行莫高窟北朝、隋以及唐代早期分期断代的研究工作,又没回武汉。再后来,二儿子出生了,为了方便照顾,她把孩子放到河北农村的姑妈家,她自己还是没回。

樊锦诗没回的日子,分居两地的夫妻俩只能靠每隔一两年才能有的探亲假期相见。而每次见面的话题,总绕不开“你什么时候来武汉”。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樊锦诗当然希望跟家人在一起,但回头想想莫高窟里的事业,又有些不舍。这个问题讨论了19年,最终还是彭金章妥协了,作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人的他,毅然放弃了武汉优厚的待遇和生活条件,调到了敦煌研究院,分处河北、武汉和敦煌的一家四口终于团聚。

说起彭金章的付出,樊锦诗言语中充满了感激。“如果说老彭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按中国传统观念,应该是妻子跟着丈夫。现在倒过来了,丈夫跟着妻子。这样的丈夫,打着灯笼也难找。”彭金章放弃了自己商周考古的事业,开始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很多人都曾经问过彭金章:“20多年的分居生活有没有让你动摇过?”他总是笑着说:“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那我就顺便做了‘敦煌的女婿’。将来工作任务完成了,我就跟着她去上海休养,我乐意跟着她。”

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樊锦诗就开始了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一是对所有的洞窟逐一编写出详尽的考古报告,二是要对洞窟进行分期排年,确认每一个洞窟的营建年代。由于“文革”动乱,研究工作刚刚起步就陷于停顿。

改革开放以后,樊锦诗与同仁们振奋精神,重新整理过去调查的资料,争分夺秒地研究,先后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等论文。在对石窟内容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广泛参考相关的佛教与历史文献,准确把握佛教石窟中出现的样式与风格,并通过这些样式类型的特征,分析其年代问题,使北朝至隋唐时期数百座洞窟的营建年代系列清晰地呈现出来,为中国石窟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上个世纪90年代,在樊锦诗的主持下,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重新提上日程。樊锦诗依据多年来对崖面遗迹的考察和断代分期研究成果,确定以洞窟开凿时代为脉络,兼顾洞窟排列布局现状为制订敦煌石窟考古报告规划的原则,编制了100卷本《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的分卷规划。通过十余年不懈努力,《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于2012年正式出版。这是敦煌石窟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完整、科学、系统地记录了莫高窟第266—275窟共11个编号洞窟的全部遗迹。

多年来,樊锦诗带领敦煌研究院,经过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把敦煌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管理推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1997年,樊锦诗作为文物专家曾参与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制定工作,之后她结合敦煌石窟的具体情况,对莫高窟的保护和利用制定了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06— 2025年)》。敦煌研究院的工作,曾被国家领导人誉为“我国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

让敦煌艺术走出洞窟

1998年,樊锦诗60岁这年,她从段文杰先生手里接过院长重任。她面临的第一个课题依旧是保护——樊锦诗上任第一年,敦煌莫高窟游客突破20万人次,而到了第三年(2001年),这个数字就已经突破了30万。“3年增长了10万人次,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得了啊!”樊锦诗觉得“如临大敌”。果然,2004年突破40万人次,2006年突破50万人次, 2012年和2014年,游客人数甚至达到了创纪录的年80万人次!

敦煌研究院曾作过统计,每年从5月到10月,莫高窟每天的游客平均保持在5000人次上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能要2万多人。而合理的游客承载量应该是每天2900多人。樊锦诗掐着指头算起账来:即使一天有2000名游客、25人一批,每个洞窟就要接纳80批游客,每批游客在洞窟中待8分钟,一个洞窟每天的开放时间就是8小时。在莫高窟只要15个人在同一个洞窟里停留超过10分钟,这个洞窟的温度就会升高5摄氏度,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大幅提高。这也就是说人数、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都会伤害到石窟。

↑旅客参观莫高窟 摄影/孙志军

2003年,全国政协十次会议上,樊锦诗同25位全国政协委员一道提出了《关于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的提案。在樊锦诗的积极奔走呼吁下,2003年甘肃省颁布了《莫高窟保护条例》,从法律上对莫高窟进行保护。

“我们不能阻止游人来这里瞻仰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但莫高窟作为不可再生和复制的世界遗产需要保护。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莫高窟‘延年益寿’。” 樊锦诗说,“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最终被逼出来的一个方法就是如今已经做了11年的这个数字敦煌。”

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主任吴健用“高瞻远瞩”形容樊锦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樊院长就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用数字化的方法永久地将莫高窟进行保护利用。”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接触到电脑三维动画并惊呼“大开眼界”的樊锦诗提出,可以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都建立一个数字档案,最终形成数字化的敦煌壁画展示中心,以此解决旅游开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两难问题。

所谓“数字敦煌”,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遗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

说来容易,数字敦煌其实是一个极其浩大的、高科技的工程。推进数字敦煌工程,难度很大。在此之前,国内文博单位还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数字化研究。吴健说,莫高窟内环境非常复杂,洞窟里面光线阴暗,一般的照相机和摄影对于拍摄窟顶、塑像、佛龛都无能为力;拍摄时,每个洞窟都要拍摄数万张图片,然后再拼接成大图。如果是一个拥有300平方米壁画的大窟,那么拍摄图片的数量将达到4万5千余幅。“所幸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43个洞窟的数字化,包括360度全景,还有雕塑、崖体的扫描和三维重建。现在这些洞窟已经可以通过电脑进行三维展示。包括榆林窟在内,敦煌石窟现有490多个洞窟,未来五年内要完成147个A类洞窟的数字化。”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球幕电影《梦幻佛宫》 摄影/丁小胜

“虽然数字化档案的尝试取得成功,但文物‘不可逆’退化的这个事实,仍是我们的心病。”樊锦诗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对比一百年来敦煌石窟的资料照片的文件夹,每有人来,樊锦诗都会拿出来展示,“对比资料照片可以发现,尽管我们自认为保护得很好,洞窟内的彩塑、壁画还是有很大程度的破坏。”樊锦诗以莫高窟第61窟举例说,这个洞窟俗称文殊堂,原来有一个狮子的塑像,如今却只剩下“一根狮子尾巴”,旁边莲花座上的塑像也影踪全无。

谈到敦煌的保护,你丝毫感觉不到樊锦诗已经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大漠的风沙吹白了她的双鬓,但是对她来说,个人的衰老是无所谓的,但敦煌决不能迅速老去。“莫高窟在一天天变老,这个工作也可以说是‘与大自然赛跑’。这不但可以永久地记录下敦煌,而且通过先进技术打造的游客中心,我们有可能吸引游客更多地停留在洞外参观,观赏效果却更好。”樊锦诗说。

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中心落成,这是莫高窟数字化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它改变了以往游客进窟参观的单一模式,形成观赏高清数字电影与莫高窟实地体验相结合的复合模式。在这个足可容纳200人的数字展示中心,游客可以观看高清电影《千年莫高窟》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既能了解敦煌千年历史,又可清晰领略洞窟内景,然后再去洞窟参观。敦煌美轮美奂的石窟在荧幕上展开。与真实洞窟等大的球幕,甚至可以把洞窟穹顶上看不清的画面点击放大观看,这在真实的洞窟中是不可能的。当然,有了“数字敦煌”并不等于莫高窟真实洞窟全部关门,游客可以同时看到“虚”“实”两个敦煌,只是在洞窟停留的时间和集合的人数将会有所限制。

“数字敦煌”意在使石窟得到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将敦煌博大精深的内涵揭示给世人,把无价瑰宝留给子孙后代。樊锦诗憧憬,“数字敦煌”能够让敦煌艺术走出敦煌,也让千年敦煌成为“不朽”遗产。

敦煌需要钱,但敦煌不能变成钱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让樊锦诗少了江南女子的温婉,多了西北人的坚毅与质朴。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很多事情逼着你,就是非常得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樊锦诗解释说。

樊锦诗1998年上任伊始,她就曾平息了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当时,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最终,樊锦诗“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

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着当时的立场,如果对政府部门来说,保护就是要花钱,旅游就是赚钱,于是,有个别人就会重旅游而轻保护。她认为,要做“负责任的旅游”,既要让游客玩好,也要保护好文物。但是,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敦煌是一个整体,我们要把完整的敦煌留给后人。

↑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子项目莫高窟南区加固工程 摄影/孙志军

数字敦煌的梦想,为保护敦煌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数字敦煌工程高达上亿元的资金缺口,让她依然发愁,必须多方筹集资金。千年以来,莫高窟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逐渐开凿形成,依靠的是上至封建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诸多“供养人”。今天的人们参观莫高窟洞窟时,也往往能在修复好的彩塑、壁画旁发现感谢供养人的铭牌。樊锦诗说,希望更多的社会机构来关注敦煌的保护,数字化敦煌也需要“供养人”。

“要守护和留住多病的敦煌,每一分钱都用得着。”樊锦诗坐在办公桌后面,语气坚定,“我常对企业、基金会的人说,‘我是来要钱的’,敦煌需要钱,但敦煌不能变成钱….”在她的不断奔走之下,美国成立了敦煌基金会,香港的敦煌之友也已捐款近千万。来敦煌考察的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李美贤反复对记者说:“我们被敦煌的艺术感动,被樊院长和敦煌人的精神感动。”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及有关人士的帮助下,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在莫高窟环境监测与评价、莫高窟的风沙治理、莫高窟壁画颜料监测分析、壁画病害及治理、壁画存贮及再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使莫高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在进行国际合作的同时,研究院还先后得到日本、美国、加拿大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机构和个人提供的援助,累计金额达到1.5亿元。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有4个初具规模的实验室。

樊锦诗对自己起初开展国际合作的动机毫不讳言:“最早,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钱。后来发现,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理念更值得学习。再后来又发现无论管理还是技术,总得有人来掌握吧!”此后在国际合作中,锻炼、培养人才成为樊锦诗最为重视的一件事。

说来难以置信,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数量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樊锦诗爱惜人才,但她选拔人才有个标准:热爱敦煌,全身心投入。樊锦诗常说:“没有这份热爱,不会来敦煌;没有这份热爱,来了也会走。”

以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人”,始终怀着庄严的责任感——继承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开创的事业,薪火相传,最大限度地延长敦煌这笔举世无双的文化遗产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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