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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长法——文物保护路上的孜孜行者

日期:2016-03-24 14:20      来源:世界遗产网      撰文:温燕      

隆冬的一天,我们如约来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到了6楼詹长法的办公室,他已如约等候在那里,依旧是满面春风,爽朗的笑声瞬间驱走我们身上的寒意。看他熟练地为我们煮着咖啡,我不由地在心中暗自嘀咕,留洋的人就是比一般人“洋气”。在咖啡机规律的嗡鸣声中,我们的采访开始了。

“你们应该去采访人家正儿八经做世界遗产的专家,”詹长法操一口带着河南乡音的普通话,“人家做的跨度比较大,我们做的比较小,比较杂。”咖啡煮好了,詹长法亲手为我们每人倒了一杯:“我给你们倒上,要不你们自己不去倒。我不习惯喝,我喝茶。”原来,不仅乡音依旧,胃也依旧习惯的是“中国味”啊。

那一刻,明亮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满屋子弥漫着咖啡的醇香,听着詹长法不紧不慢的讲述,我们被拉回到很多年前,拉进他的人生故事……

另类青春 从五金采购到毒物检测

詹长法问从哪儿谈起,我们说“那就从出生说起”,他笑答“这简直是刨根问底”。詹长法祖籍河南,1956年9月25日出生于河南偃师。随在天水工作的父母生活了大约3年,就被送回老家河南省偃师县的后纸庄村,一个汉魏古城边上的村子,由爷爷奶奶抚养,用詹长法的话就是“基本上是野长的”,“在那一带是出了名的淘气孩子”。

中学时代,詹长法就读于当地名校偃师一中。就是在那个年代(文革时期),“闹革命”的詹长法开始接触大量的历史文化、文学知识,“那时候学校把书都封了,可我算是因祸得福,我有图书馆的钥匙,每天中午在里边‘睡觉’,实际上是在看书,几乎把图书馆里的书看了个遍”。20世纪70年代初“智育回潮”,成绩优秀的詹长法考入本校高中,但是一年多之后,新的政治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学校再度陷入涣散。高中毕业时,父母劝詹长法在他们供职的城市找份“吃香”的工作,但他放不下年迈的爷爷奶奶,依然陪伴二老在乡下。

文革后期,河南省机械厅负责生产农机的干部在后纸庄筹办了个五金工厂。按说詹长法的户口并不在偃师,但是由于他从小在村子里长大,并且为人聪慧,在中学一直是学生干部,所以被五金厂破格招收,还当上了采购员。17岁的詹长法采购员到过宁波、到过余姚、到过桂林,“满世界”地跑着买工业原料,带着技术员去学习车、磨、刨、铣和做模具、铸模、翻模具等机械技术,忙得不亦乐乎。

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詹长法回到户口所在地甘肃,参加了第一批高考。本来詹长法一心想报考上海医学院,但是家人建议他考取当时十大院校之一的兰州大学。1976年秋季,采购员詹长法成为兰州大学化学系的一名大学生,整个大学期间一直担任学习委员。

要说在大学期间,学化学的詹长法还真有那么一阵子对“所谓的文物有了些认识”。由于同班同学段修业是从敦煌考来的,之前曾在敦煌做过壁画修复工作,到了兰州以后,周末会经常拉着詹长法去拜访研究敦煌学的老前辈段文杰先生。

与段老的接触,只不过是给詹长法的文物知识扫了扫盲。学分析化学专业的他充满了“奇奇怪怪”的想法,听说公安系统刑侦部门里有个“毒物化学”专业,便想去公安部刑事技术研究所。1979年大学毕业后,詹长法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实习锻炼,随后进了公安局,主要从事毒物化学的检测工作。  

跨界跳槽 从军工企业到文保领域

男大当婚。在农村五金厂的时候,詹长法就朦朦胧胧地恋爱了。上大学期间,一直和初恋女友保持着联系。工作以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为了结束异地恋的爱情长跑,也为了照顾“故土难舍”的爷爷奶奶,詹长法主动调到未婚妻所在的洛阳去工作。当我们羡慕这段几年的异地恋终于修成正果时,詹长法自豪地打趣:“到现在也是原配啊!”

1981年,回到洛阳的詹长法进了740厂(一家生产单晶硅的军工企业)。由于超纯分析的技术需要,当时厂子急需像詹长法这样学分析化学的专业人才。有了用武之地,詹长法工作非常出色,从那时起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国际会议,1983年合作发表的《三氯氢硅中杂质气体的分析》的学术报告,至今仍在被人引用。后来他在意大利留学期间发现,740厂的超净生产工号的控制和国外文物保护行业所提倡的温湿度稳定、空气洁净的预防性保护环境,竟然非常地相通。

生命中不经意的因缘际会往往会使生活走向另一条轨道。“那是引导我人生走向转机的一个领路人。”在谈到白宪章的时候,詹长法是用这句话开头的。白宪章,时任洛阳市文物局局长(20世纪80年代全国唯一在省市政府设置的文物局),也是偃师人,二人是同乡,所以认识后便常常有些走动。在交往中,除了闲谈,更多地是白宪章向詹长法灌输了一些文物知识,包括当时白宪章所提出的“设立洛阳文物特区”的大胆构想。新领域的知识以及白宪章很有见地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在詹长法心中扎下了根。

“来吧。你来了,咱们就成立洛阳市的第一个(文物)保护实验室。”爽快地说这话的正是白宪章。谈起再次调职的“导火索”,詹长法非常坦率:“在740厂工作3年后,有了外派深造的机会,我的英语也不成问题。看着老一批大学生纷纷出国深造,而机会却迟迟没有落在自己头上。”于是詹长法把调离的想法告诉了白宪章。实际上,白宪章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勤奋聪明的年轻人,一直有意把他纳到自己的麾下。得知詹长法的想法,白宪章如获至宝:“你是学自然科学的,来文物保护部门能够施展你的才华。”

1984年,詹长法从740单晶硅厂一下子跨入文保领域,进入洛阳市最大的文物单位洛阳博物馆。

▲在洛阳博物馆工作的詹长法(摄于1985年)

形容筹建洛阳市文物部门的第一个保护机构时的窘境,詹长法说“啥都没有,连个房间都没有”,“许多年来,咱们的文物保护在地方上根本谈不上”。当时的文物保护状况是一没有人,二没有资金,三不知道这项工作该如何开展。

3年多的时间,詹长法不仅筹建保护实验室,还要参与洛阳博物馆的改扩建工作,常跟着白宪章为了经费的落实跑政府部门、文物部门,得到不少历练。在那些年,为了把理科知识应用于文物保护,他也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对唐三彩进行成分分析、对残缺文物进行粘接、配合大专院校第一个用X光给文物拍照、用激光做文物清洗实验等,这些当时在国内都是科研部门的工作,而不是文物部门干的。

时间到了1987年夏季。一个现代化的文物仓库建起来了,保护实验室也有了专门的房间,想法与条件都已成型,而此时,意大利政府文物保护代表团的来访,成为把詹长法“彻底改造的一个契机”……

结缘意大利 闯入文物修复的殿堂

这是来中国考察的第一个文物保护代表团。他们乘坐火车从北京开始,一路对郑州、洛阳和西安进行考察。代表团的三位专家后面会反复提到,罗伯特·恰尔拉(RobertoCiarla,东方考古学家)、马里奥·米盖利(Mario Micheli,文物保护专家)、朱塞佩·莫罗(Giuseppe Moro,文物修复专家)。洛阳当地的接待陪同主

要是白宪章,擅长英文的詹长法做全程翻译。


    ▲詹长法在龙门石窟与专家交流

白宪章用心良苦,希望眼前这个英文好的小伙子能够尽快掌握文物保护知识与技术,很多双方对接的工作交由詹长法来沟通、谈判。在那几天,大家深刻感受到意大利专家的敬业、他们所关注的技术深度,以及我们保护工作的差距甚远。

代表团洛阳考察结束的时候,白宪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请求,就是关于人才培养的问题。针对当时洛阳文物保护工作十分落后、而文物数量众多的状况,老局长郑重请求:“学(文物)保护,能不能派人去意大利?”

1988年,国家计委下发文件,行文要求“洛阳博物馆派遣一名技术人员”参加英语考试,经考试合格派往意大利进行研修学习。之后,詹长法顺利通过初试、复试。即将奔赴意大利的詹长法明白,勤奋好学的他此行并不仅仅只是“去了把技术学好”,肩上还背负了更多更大的期望。到了意大利,詹长法才知道他参加的是“意大利政府针对发展中国家举办的国际高级研修班”,因为意大利的很多老师无法用英语交流,而学习期长达一年,所以为了帮助学员更好地学习和生活,他们又被集中到意大利中部小城费勒墨(Fermo)学习了3个月的语言课。

专业课学习开始了,在形容语言障碍造成的学业压力时,詹长法说“那是另外一部天书”!“ 好就好在我们有股子猛劲儿,因为英语和意大利语都是拉丁语词根,科技词汇基本都能懂”,但是“发音发不出来”,“痛苦至极”。后来转到佛罗伦萨工程学院去上课,詹长法学习研修的是石质文物专题,最后以“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砂岩柱廊的风化诱因”研究作为毕业的技术报告。对于这个学习过程,詹长法再次用了“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这样的语言。所谓“痛苦”,除了可以理解为面对庞杂知识和新技术时,无处不在的语言障碍外,还有另外一重障碍等待着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去突破——由于文化氛围和文化背景的冲突所带给人的思想与灵魂的碰撞。“我们之前所秉承的知识在那里往往被赋予另外一种解读方式,尤其是所谓‘文物保护’,他们的解读和我们的传统认知常常不相符,或许这是构建世界观时不同文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不在同一个频道所致,这导致两国间处理问题的方法论不同”。


    ▲留学时的詹长法在罗马古遗址留影

全新的理论和全新的技术,使詹长法感到每一天都“有太多的东西吸收不完,老是有饥饿感”。越临近学习期满的时候,他的心情越沉重,越感觉学得很片面很肤浅,似乎其中有一种很玄妙的东西总把自己挡在门外,无法参透。这其中当然有语言的原因,但詹长法认为更多的是源于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原因,是由于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而导致。于是,他开始看大量的文献,像一个饿汉,可是越看越感觉知识不足。原来这个思维体系根本就不是单一的,不是仅凭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就能解决的。

学期将满的时候,老师问:“詹,学完之后你有什么打算?”憋了很长时间的詹长法一股脑地向老师坦白,希望刚刚在业务上“入了门”的自己能够留下,继续深造。

意大利是个充满人情味儿的地方。一直保持热线联系的三位专家积极为回到罗马的詹长法落实学习、生活问题。他先被安排在莫罗教授的修复事务所工作,恰尔拉和米盖利教授向意大利外交部的奖学金办公室给“詹先生争取奖学金”。

在事务所刚开始干的工作是修复油画,詹长法把这些都当作是珍贵的学习机会。奖学金办公室主要向第三世界国家在意大利学习的学生提供援助,终于这位勤劳的中国人获得资助,进入米盖利教授所在的罗马修复中心——“那是我梦寐以求想去学习的地方,终于落实了”!

詹长法介绍说,罗马修复中心(今意大利保护与修复高等研究院)是国际上久负盛名的意大利国家级文物修复研究机构(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级别相同),该机构还设有修复学校,1943年二者同时成立,70多年来,修复学校为意大利和世界其他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上万名高级修复师。谈到这里,詹长法不由地唏嘘感

慨:“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学了这么多年,我都是快退休的人了,才开始做这个事情(指建立教育培训学院),已经非常晚了,挺遗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开始起步了。”


    ▲1990年,詹长法在意大利特拉尼(Trani)实习工地

修复学校学制3年,考虑到詹长法的实际情况,老师们建议他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并且回国后可以用得上的方向学习,所以詹长法依旧选择了意大利最具国际优势的石质文物保护技术,上了石质文物研修班(专门针对意大利从业人员的提高班,学期1年)。这件事给了詹长法诸多启示,这也是他回国后坚持不搞一个月

二个月短期轮训班的原因。一年的提高班蕴涵巨大的信息量,它的教学构成包括前期研究、多学科应用和后期修复实践三个部分,教学模式采用的是始于上世纪40年代的方法论,到90年代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反复实践,其积累的深厚经验对修复师的培养绝对是行之有效的。“后期修复实践是在学院的实习工地上进行,在意大利绝不会让受训者只在实验室里做模拟修复,而是要到真正的修复现场去。比如我们班的任务就是一座教堂拱券门的修复,上面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及彩绘装饰,从做方案一直到修复结束,我们要从头做到尾。”

“通过意大利的文物保护修复学习模式的对比,可以暴露出我们的缺憾;”詹长法在不断反思,“且不说他们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仅就文物保护修复的培训领域而言,罗马修复中心修复学校完整的教学体系应该是更具实用性的。”詹长法直言:“回国以后我们办的很多班,其中导向性的设计都来自于我的留学所学,甚至一模一样,我们到现在也还在沿用这种教学和培训方式,”“如若不然,会做出很多‘夹生饭’。”

文物特使 把资金、技术、培训体系带回国

担任罗马学联党支部书记和全意学联主席的詹长法,不仅做很多学生工作,也和使馆、意大利政府层面的人交往频繁。这为之后他能促成中意两国政府间的交流合作埋下伏笔。

在意大利留学期间,正值国内改革开放初期,引进资金开展基础建设是举国上下的主流声音。白宪章反复叮嘱的“能不能把(意大利优秀的)技术、资金给引进来”的话,时时在詹长法心中响起。当詹长法和米盖利等意大利专家的感情越发熟络的时候,他向他们表露出这个心中深藏已久的愿望。想不到的是,得到的回应非常肯定和干脆。当时中国没有相应的培养机构,意大利援助中国的人才培养项目,建立多学科的文物保护体系,无疑是雪中送炭。

经过穿梭式的奔走、呼吁、商谈。1993年,意大利政府向中国政府赠款380万美元,两国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签字仪式。促成这项合作的詹长法被《光明日报》誉为“中国的‘文物特使’”,“争取到意大利政府对华的第一笔援助”。

1995年,詹长法带着意大利政府对华援助项目回到国内,任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分管项目内的中意政府合作建设培训中心及西北地区(西北5省)修复人员的培养工作,目标是“设计一个国际一流的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中心的建设、部门设置全部都是按照罗马修复中心的模式设计的,以至于有媒体报道称“意大利20世纪40年代的模式在中国重现了”。后来行业人员在总结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时候,也认为“意大利模式仍然是全世界的一个样板”,它的多学科体系在早期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稳固、和谐的方式。


    ▲2005年12月5日,詹长法获得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惠仁之星骑士勋章”

西安培训班在分“保护”班和“修复”班的时候,第一次产生了争议。两个班的区别就好像同一间医院里,一个是做前期诊断的,一个是动手术的。在选择的时候,学员们都愿意选“做诊断”,而不愿意选“动手术”。事实上培训班对“动手术”的学员要求更严格,他们既要能把前期的“化验单”看懂,把“诊断报告”弄明白,还需要具备“做手术”的精湛技艺。从事保护工作主要涉及的是自然科学及现代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在大学里读个十年八年来完成,主要是围绕文物本体及保存环境做相关研究;但修复人员则不然,修复工作除了要了解以上学科的基本面,还要从历史、艺术、材料、工艺上对文物进行把握,然后一铲子一铲子、一刀子一刀子,小心翼翼地使文物本体上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得到还原。

培训班成员由中心职员、西北5省通过考试录取的学员再加上部分考古领队组成,分成3个班(保护班、考古班、修复班),学期2年。当年意大利援助为保护修复实验室所配置的成套设备相当高端,把到访的日本人都看呆了,使用的扫描电镜是西北地区唯一一台上档次的扫描电镜。

詹长法领导的团队如今采用的很多现代测试技术,大都是在那个时候就被引进中国的。有些前沿学科如环境考古学、地质考古学、地理考古学、航空考古、卫星地图解读等等,均在培训班里讲解传授过。


    ▲2008年,詹长法在四川长寿一座震损的教堂前

合作期间参加培训活动的50多位专家老师,都是从意大利选拔而来的。不仅要求他们经验丰富,还要符合热爱中国文化、喜欢吃中国饭、能够待在中国不低于1个月等严苛条件,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和学生打成一片,保证授课的连贯性。

配备的翻译人员也堪称国内最好的意大利语翻译(如果说出名字,如今个个都是大腕儿级的人物),因为班多、课程多、内容涉及面广,他们在西安经常一待就是半年。因为詹长法在意大利留学的8年时间里,几乎对文物保护领域的各个学科都有涉猎,所以成为培训中心当之无愧的“全才”,他不仅要承担管理工作,还要兼任翻译。对语言障碍深有体会的他早在留学期间就将保护、考古、修复方面的常用专业词汇收集、整理在一起,编写了一本英、意、汉三种语言互译的专业词典,厚厚的约千页!

西安的历史地位,加之科技助力,使当时的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备受瞩目,一时间“红了半边天”。

谈到教学质量好的原因,詹长法总结说:“与我们当时定的规矩有很大关系。意大利专家也感到收获很大,因为教学时间长,师生间接触得就多,交流就会深入。”


    ▲詹长法在现场指导修复工作

遗憾的是,在实习环节发生了争执。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不够开放、观念陈旧,修复班学员实习时没有给提供正规的文物标本,而是送来一批来路不明的海关查获品,即“所谓的文物”。此举引发了意大利专家们的强烈不满,在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法律意识中,凡是来历不明的不能算做文物。

实习风波使原本完美的培训有了遗憾,也使人反思。这个文化的沉痛碰撞,使詹长法在之后的培训路上思考良多,也立下更严的“规矩”。他说:“我到北京后就痛下决心,直到现在,在我主抓培训工作的这些年里,全国40多个文物修复培训班的实习环节必须要过渡到文物标本。我可以让学生修不上等级的文物,甚至只上文物标本就可以。”这是一个令人沉重的话题,就像詹长法说的,“一个从文物保护培训班学出来的学生,他连文物都没有动过,以后你敢让他修文物吗?”

显示西安中心培养的那批学生能力和水平的例子,詹长法举了两个:一个是山东青州出土的北齐佛教造像的修复,詹长法考察之后,做出了再修复方案,亲自带6名西安修复班的学生去修复。因为这6人在西安学习2年后又曾到意大利进修过,对彩绘石质文物的修复很有把握,所以修复效果十分令人满意,这批文物后来在德国展出时获得欧洲同行的一致好评。另一个例子是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昭陵二骏(是指原陈列于陕西醴泉县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的六件浮雕石刻中的两件)修复项目,在国内招募和中美方审核通过的4名中方修复人员中,有3名是詹长法带过的修复班的学生。“培养的学生一定会有结果的”,詹长法淡淡地说着,但是却难掩作为老师的欣慰。


    ▲2009年,与意大利大使馆合作处处长在四川大足的修复现场

“凡是由我们的培训班培训过的、参加过修复工程的学生,你就能看出来,你的学生干的活儿,不会有别人干出来。”如此自信的说法,源于詹长法对培训班的知识内容、技术应用、操作规范、职业素养和道德准则的烂熟于心,以及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从师操守。

日积跬步 以西方修复理念补中国传统文脉之缺失

2001年,詹长法告别“科技流浪汉”身份,正式到了中国文物研究所,当时所里领导希望他能够通过国际合作引进项目,给研究所带来新的活力并使之上升到国际平台。

“改造”计划进行得颇为顺利:请意大利专家,政府层面几乎都是“直通车”,做方案,签协议,文研所腾出一层楼做修复培训中心的场地……

2004年,北京的第一期培训班开班。与西安培训班相比,这次的学员从全国范围选拔,学员的基础底子也更好;吸取前事之鉴,与博物馆合作,用文物库房里有编号的文物标本作为学员实习期的修复对象;学期1年,学完之后,由詹长法带队率84人到意大利做汇报,进行考察。对于这批学员,詹长法评价为“学得比较扎实”,他嘴里列出一长串名字,果然个个都是“目前国内业界响当当的人物”,任职于重要岗位。这对老师来说,无疑是最大最好的安慰。

伴随这期培训班的成功,詹长法形成了在该领域进行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国内文保领域的实际情况是,没有修复学院,只有大学设的文保专业,几近“大杂烩”的专业可能让学生什么都学了一些,但是并不具备动手能力。基于这种现状,詹长法的经验是,“想在中国培养一批人,首先要认可和接受这种现状”,然后有针对性地做出策略调整,想办法把不利因素转化为一种优势,在注重理论学习的同时,用大量面对实物的实践操作课来弥补学员动手能力的不足。在他后期所办的60多个培训班中(2004年、2007年与意大利合作,从2008年起中日韩5年合作,并自主举办了40余期全国文物修复技术培训),基本理念都是一致的。

文物保护与修复培训中心除了面向全国的人才培养外,对文研院的技术平台建设也起了很大作用。


    ▲詹长法带领学员在国外修复实验室考察

2004年通过中意合作,把3楼整个改造建设成包含金属、陶瓷和石质文物的修复实验室;2007年的合作,则是把4楼建设成壁画、纺织品、纸张和油画修复实验室;如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经建成目前国内配置最全的修复实验室。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以及认知冲突,让身处其中的詹长法感触颇深。他认为,最值得探讨的要数文物修复伦理学与修复理论这些概念,“到现在有关文物修复的理论在中国依然不成体系”,因为“近百年来,我们把中国的文脉理论给弄断了”。詹长法清楚地记得1995年西安培训班里,意大利老师在讲课时都会提到谢赫的《六法论》,而我们由于“传统的文脉并没有被系统地加以梳理和研究”,在谈到文物修复理论时,常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感受到《雅典宪章》《威尼斯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所追求的真实性,以及西方人的精益求精、对文物保护的深刻认识,在中国传统理论研究缺失的惨痛现状下,詹长法对目前的修复培训中心在国内所产生的影响这样评价,“我们最大的收获是真正把西方的修复理念系统地引了进来”,像《布兰迪修复理论》,早在西安的教学中就已经在讲,但那时更多地是讲《威尼斯宪章》,而北京的培训班则是系统地讲述《布兰迪修复理论》(该理论对深刻理解《威尼斯宪章》颇有助益),可以说“一部国际公认的唯一的理论体系在中国落了地”!


    ▲“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验收组专家与项目组成员合影

2008年之前,文物保护修复行业技术标准在中国是没有的。詹长法在回国以后把“标准”的概念也带了回来。在国内介绍国外标准的文献中,最早的两篇文章都出自詹长法之手。他把意大利的44套行业技术标准都做了翻译,既是个人学术上的积累,也在推动着中国此项空白的填补。最早应用这些标准的是“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项目”,在2008年项目前期调研工作中的病害描述时,就采用了意大利1982年的行业技术标准,即对所有的病害术语及其定义都是经过科学界定的,而不是人云亦云。如今,我们国家已经颁布和正在研发的标准有70多项。

理念是一方面,在多学科新技术方面,詹长法一直在带领团队孜孜以求,不断做出大胆尝试和综合应用。詹长法不愿意谈成绩,他关注更多的是未来发展,尤其是修复技巧以及人才出现“后劲儿不足”的现象。“虽然我们都在讲创新,但是中国在这一块的步子还是走得非常慢,非常慢”,慢的一个重要原因詹长法认为是“缺乏一个体系”。2015年10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才算正式有了“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有了这个职业就有可能出现一批体系来支撑它,包括修复师的标准、修复师的职业规范,“等这一系列基础的东西形成了,才能上升到技术层面”。

为中国的文物修复师“正名”,詹长法作为《职业分类大典》文博界唯一的编委委员,奔走呼号倾5年心血,他称中国的文物修复人员为“三无人员”(无法律地位、无社会经济地位、无学术地位),在社会职业上得不到承认。“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想为国家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该有多难!”

目前,詹长法把主要精力除了放在对千手观音保护修复项目的跟踪和防护设施改造外,还希望做出新的开拓。他从去年就开始策划“川渝地区39座石窟寺的风险评估体系”。

把一系列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在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状况下,对遗产进行预测、评估,最终达到对风险进行控制的目的,“这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是科学”。詹长法希望先从川渝地区的石窟寺开始做起,因为石头材质相同、高温高湿的环境也相对一致。如果这个项目做出来了,将来就可以放大推广。他还想拉着意大利同行一起做,因为在风险评估领域,他们已经先走了许多步。

听詹长法讲故事,一方面你会讶异于他的阅历丰富、经历传奇、工作高效,另一方面又时刻能够感受到他对祖国、对文物保护事业的拳拳赤子之心和无私奉献。詹长法经常对他指导的博士生、博士后说,思考问题一定要把整个中国近百年的文化脉络放入视野中,不是别人比我们先进多少,而是我们缺失了多少;缺失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与解读,如果我们没有根,做出来的东西就无法长久。

与我们谈了3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午饭时间早已过去。还有15分钟,下午培训班的沙龙就要开始,詹长法答应学生要去出席的。我们起身告别,虽然意犹未尽。这是一个丰满到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我们的有限篇幅写不下他的人生。

詹长法的几十年传奇历程,好似在咖啡的异域文化里浸淫良久,却终不忘家国故园的那一缕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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